【觀點/舞台劇觀賞】回歸一個戲劇作品應有的冷靜 —我看《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

撰文：喀飛（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理事、愛滋運動者）

編劇簡莉穎和她的團隊為了寫這個戲的劇本，二年前開始田野調查工作，訪談許多愛滋工作者。我在這時期接到訪談邀請，當時約在咖啡館，見面時來了4個人一起聽我談愛滋，她們每個人都非常仔細地做筆記，這個陣丈讓我有點驚訝，內心更是感動！

在許多人心裡，愛滋是一個「他們」那些生病的人的事，更有些人認定，那些人就是「不自愛」「貪圖一時性愛」才會生病。這樣的認知不是一天兩天造成，是長時期恐嚇式愛滋教育下的產物。也可以說，社會大眾對愛滋停留在遙遠的30年前，這疾病剛被人類發現、也造成許多人失去生命的年代。這種對死亡威脅的連結，巨大恐懼讓人們只想逃得遠遠，一點都不希望愛滋和自己有任何關連。

於是，當雞尾酒療法推出、醫藥專家致力降低愛滋威脅，愛滋已不再是絕症，不斷進步的治療讓穩定服藥者已測不到病毒。當愛滋幾乎被視為一種慢性疾病的現在，那些認知不曾跟著時代改變的人們（以及他們的恐懼觀念和歧視作為），反而變成比HIV病毒更巨大的生存威脅。

這個疾病不好談，因為牽扯的遠遠超過一個疾病相關的醫學知識、治療技術和公衛理念，他扣連著人性中最黑暗的自私、偏見、懦弱、從眾、反智、歧視的面向，昔日錯誤政策和曾經鋪天蓋地以刻板印象醜化特定族群的歷史記憶，糾葛不同年代的複雜情緒。

作為第一線愛滋工作者，也是承擔雙重汙名最深的同志族群一份子，還有長期對愛滋政策意見很多、批評不斷的愛滋運動者，兩年前，簡莉穎和她的田野調查小組約我訪談時，我滔滔不竭又語重心長地，急切想把長期以來感染者及同志承擔的汙名和不公平遭遇一股腦地傾倒而出。從歷史事件、政策對感染者的影響及傷害、普遍的愛滋恐懼現象，到同志社群汙名內化等，我已經不記得我傾倒多少，事後又寄了多少曾寫過的愛滋議題文章連結給田調小組，我也還沒有機會認真問問簡莉穎，當時提供的訊息究竟對這戲有沒有幫助。但我記得，今年（2017）四月初演後遇到簡莉穎時，她看起來有點緊張地問我對這戲的看法，她說擔心我會不喜歡最後的呈現。當時我很激動地說，我很喜歡，非常感動也非常感謝。

看完戲的後來，我一直在想著，為什麼簡莉穎會擔心我不喜歡這個戲，幾經反思，我想應該是我受訪時太激昂，一心只想著讓當初還在瞭解愛滋的她們可以很快感受到這疾病的汙名有多深、感染者承擔的壓迫有多重。

但是，對於社會大眾，或對於透過戲劇接觸愛滋議題的觀眾來說，能讓人從戲中角色的演繹觸動人性共鳴，才是創作者、導演、演員核心的任務。一個戲如果只是喊口號式地傳達理念，豈不是變成政令宣傳（不管宣傳的是不是官方觀點）。很高興的是，簡莉穎和她的團隊沒有被我當初慷慨激昂的情緒影響，我認為，這個劇本是很認真進行田野調查後，又不被龐大且觀點分歧的資訊侷限，而冷靜回歸一個戲劇作品應有的冷靜。那個冷靜是認真對待每一個角色背後的生命侷限，揚棄對錯二分、深入每個生命困境的疼惜與悲憫。愛滋議題牽扯的複雜只是一個路徑，讓人們藉此體驗到生命的脆弱、無奈，以及作用在每個人身上複雜的、互相擠壓的社會框架。

愛滋的存在，不是真空地只代表病毒量、CD4、戴不戴套、要不要吃預防性投藥、要不要開始治療、吃哪種組合的雞尾酒療法藥物……這些和病理、治療相關的數據或行為決策而已。每個感染者也不該只是被視為HIV病毒的載體，或只被當成公衛政策的統計數據而已，那些被疾病威脅的人，生命中不只有疾病，還有諸多的喜怒哀樂故事，和各式各樣、困難或掙扎的人生議題，回到「人」的身上去關心、去說故事才是關注愛滋運動的核心，我認為《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這個作品做到了這點。

四把椅子劇團「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劇照
攝影：秦大悲（本圖版權屬於四把椅子劇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