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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團體對於賴清德的批評，不是統計數字上的辯論，或是否認同志HIV感染者的存在，而是要求政治人物、公衛政策不該帶頭延續對於同志與感染者偏見。
日前行政院長賴清德表示「男男同性戀」是目前愛滋傳播主因，引發許多批評，例如統計調查的誤用、「男同志等同愛滋」的再污名。然而，也有人為賴清德辯護，認為他只是說出了統計上的「事實」。反同組織和媒體也沒放過這個機會，在網路上大作文章，強調愛滋與同志身份的連結。
其實，這個愛滋與男同志關係的爭議由來已久，過去衛福部的愛滋政策經常把男同志標示為「高危險族群」，一方面以愛滋污名暗示同志的性混亂，另一方面再以同志的性污名讓社會恐懼愛滋，一來一往將同志和愛滋劃上等號。可喜的是，近年來衛福部在政策方向、宣導用詞已經做了許多調整，轉向強調「性行為傳染」，而不是特定的性別和性向的身份。畢竟，真正造成病毒傳播的是人的行為，而不是人的性向。
事實上，愛滋防治從「性向」到「行為」的轉向有學術理論支持，醫療人類學家Richard Parker比較不同文化、地區的愛滋研究，進一步主張愛滋防治不只是個人行為風險管理或文化實踐的問題，更是社會結構的不平等，造成病毒在特定群體間傳播。
舉例來說，人類學家劉紹華的《我的涼山兄弟》一書研究中國四川涼山地區的少數民族，因為貧窮和歧視性的族群政策，他們透過海洛因尋求精神快感與象徵的消費力，但也成為愛滋病的重災區。
同樣的，近年美國白人的HIV傳播控制下來了，但黑人社群仍然普遍流行，拉美裔的感染數字也持續攀升，顯然因為種族、經濟的不平等讓病毒在有色族裔中更容易傳播。根據美國疾管局2016的調查報告，有男男性行為者的黑人，每兩位就有一位會在其人生某個時刻感染HIV，拉美裔為四分之一，白人則為十一分之一。
這些案例共同指出社會的不平等的因素，例如貧窮、性壓迫、種族主義，讓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容易暴露於病毒的傳播。病毒不會選擇一個人的性向、階級、種族等社會位置，因為在生理體質上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HIV感染者，但人們卻可能因為社會位置的差異，有不同的機率接觸到病毒。
我們不該把愛滋傳播或統計數字的現象簡化成少數民族、有色族裔、男同志本身容易感染愛滋，彷彿一切都是他們個人或社群的錯。這種個人化或族群化的討論方式，只會讓社會大眾更遠離愛滋議題，對於愛滋的知識更加無知，彷彿那只是特定身份或社群（例如同志、黑人、窮人、少數民族）的問題。
遺憾的是，近年在台灣同志權益的爭議中，反同團體一再主張男同志性混亂，所以容易感染愛滋病毒。他們的論點也容易誤導社會大眾以為只有同志會感染愛滋，導致異性戀篩檢率偏低，太晚發現治療。
反同團體的論點是一個將愛滋和同志綁在一起的污名的鎖鍊，這是一個最沒有建設性的談法，他們只有讓社會大眾更恐同、更懼怕愛滋。他們主張男同志愛滋感染率高，只是為了合理化他們對於同志的偏見，但對整體愛滋的公衛政策沒有任何幫助，甚至是有害的。當社會越恐同，同志就更容易缺乏支持性的環境，更無力或缺乏資源照顧自己的健康；當社會越害怕愛滋，感染者也就更難及早發現，獲得適當的醫療協助，並降低再傳播的可能。
因此，儘管我同意許多論者指出愛滋統計數字的有限性與詮釋問題，但我認為賴清德的愛滋言論風波最主要爭議點並不在於統計數字本身，而是他的言論複製過往愛滋與同志的污名鎖鍊，也意外呼應了反同者的主張。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同志團體對於賴清德的批評，不是統計數字上的辯論，或是否認同志HIV感染者的存在，而是要求政治人物、公衛政策不該帶頭延續對於同志與感染者偏見。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