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行政院長賴清德表示「男男同性戀」是目前愛滋傳播主因，引發許多批評，例如統計調查的誤用、「男同志等同愛滋」的再污名。然而，也有人為賴清德辯護，認為他只是說出了統計上的「事實」。反同組織和媒體也沒放過這個機會，在網路上大作文章，強調愛滋與同志身份的連結。

其實，這個愛滋與男同志關係的爭議由來已久，過去衛福部的愛滋政策經常把男同志標示為「高危險族群」，一方面以愛滋污名暗示同志的性混亂，另一方面再以同志的性污名讓社會恐懼愛滋，一來一往將同志和愛滋劃上等號。可喜的是，近年來衛福部在政策方向、宣導用詞已經做了許多調整，轉向強調「性行為傳染」，而不是特定的性別和性向的身份。畢竟，真正造成病毒傳播的是人的行為，而不是人的性向。

事實上，愛滋防治從「性向」到「行為」的轉向有學術理論支持，醫療人類學家Richard Parker比較不同文化、地區的愛滋研究，進一步主張愛滋防治不只是個人行為風險管理或文化實踐的問題，更是社會結構的不平等，造成病毒在特定群體間傳播。

舉例來說，人類學家劉紹華的《我的涼山兄弟》一書研究中國四川涼山地區的少數民族，因為貧窮和歧視性的族群政策，他們透過海洛因尋求精神快感與象徵的消費力，但也成為愛滋病的重災區。

同樣的，近年美國白人的HIV傳播控制下來了，但黑人社群仍然普遍流行，拉美裔的感染數字也持續攀升，顯然因為種族、經濟的不平等讓病毒在有色族裔中更容易傳播。根據美國疾管局2016的調查報告，有男男性行為者的黑人，每兩位就有一位會在其人生某個時刻感染HIV，拉美裔為四分之一，白人則為十一分之一。

這些案例共同指出社會的不平等的因素，例如貧窮、性壓迫、種族主義，讓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容易暴露於病毒的傳播。病毒不會選擇一個人的性向、階級、種族等社會位置，因為在生理體質上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HIV感染者，但人們卻可能因為社會位置的差異，有不同的機率接觸到病毒。

我們不該把愛滋傳播或統計數字的現象簡化成少數民族、有色族裔、男同志本身容易感染愛滋，彷彿一切都是他們個人或社群的錯。這種個人化或族群化的討論方式，只會讓社會大眾更遠離愛滋議題，對於愛滋的知識更加無知，彷彿那只是特定身份或社群（例如同志、黑人、窮人、少數民族）的問題。

遺憾的是，近年在台灣同志權益的爭議中，反同團體一再主張男同志性混亂，所以容易感染愛滋病毒。他們的論點也容易誤導社會大眾以為只有同志會感染愛滋，導致異性戀篩檢率偏低，太晚發現治療。

反同團體的論點是一個將愛滋和同志綁在一起的污名的鎖鍊，這是一個最沒有建設性的談法，他們只有讓社會大眾更恐同、更懼怕愛滋。他們主張男同志愛滋感染率高，只是為了合理化他們對於同志的偏見，但對整體愛滋的公衛政策沒有任何幫助，甚至是有害的。當社會越恐同，同志就更容易缺乏支持性的環境，更無力或缺乏資源照顧自己的健康；當社會越害怕愛滋，感染者也就更難及早發現，獲得適當的醫療協助，並降低再傳播的可能。

因此，儘管我同意許多論者指出愛滋統計數字的有限性與詮釋問題，但我認為賴清德的愛滋言論風波最主要爭議點並不在於統計數字本身，而是他的言論複製過往愛滋與同志的污名鎖鍊，也意外呼應了反同者的主張。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同志團體對於賴清德的批評，不是統計數字上的辯論，或是否認同志HIV感染者的存在，而是要求政治人物、公衛政策不該帶頭延續對於同志與感染者偏見。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行政院長賴清德在與厚生基金會醫療奉獻獎得獎人會面時，提到愛滋疫情主因是男男同性戀者，引起一陣風波，隨後又表示對同志族群沒有不敬只是反應客觀數據。然而數據真的能這樣解讀嗎？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每月都會公告最新的愛滋疫情統計。依據疾病管制署的數據，靜脈注射藥癮者，在2005年後確實有一個極高的愛滋感染者新增通報數的高峰，但2006年後，因施行藥癮愛滋減害計畫，其中一個項目就是清潔針具交換的政策，這使得靜脈注射藥癮者不會因為共用針具或稀釋液而經由彼此血液感染愛滋病毒。2009年後，經由靜脈注射藥癮的愛滋感染者新增通報即快速下降，近年更是每年僅新增通報不到100名。

敘述統計無法證成因果關係

近年來愛滋感染者新增通報個案，其大宗主要來自男男間性行為【註】這個危險因子分類，但這代表愛滋疫情是由男同志引起嗎？前面提及的疾管署愛滋疫情統計數據，在統計上為敘述統計的描述性總結，這類數據並無法推論各變數間的相關性與因果關係；愛滋疫情的因果關係與相關性需經推論統計的途徑才能處理。也就是說「男男間性行為是否為愛滋疫情的主因」，這是我們無法單從這份數據中得到的結論，但賴清德院長卻直接如此宣稱。

不過我們可以這樣分析。

首先，我們將這個宣稱拆分為「行為」與「行為人」兩個部分，同時如果我們認為愛滋疫情主要由男同志引起，代表我們應該認同以下三個彼此相關的前提，才能證成結論：

1. 男同志（行為人）間有某個一致共同的特質。
2. 這個共同的特質，讓男同志傾向進行某種風險行為（行為）。
3. 這個風險行為有利於愛滋病毒的傳播。
4. 結論：男同志引起愛滋疫情。

舉例來說，很多反同團體與朋友會歸咎「男同志都是因為性生活太過活躍，有許多的性伴侶，愛肛交，不愛用保險套」等原因，而最終導致他們感染愛滋病毒。但是即便一個人性生活較活躍，有較多性伴侶，或是進行肛交，只要使用保險套或PrEP（暴露愛滋病毒「前」預防性投藥）等就可以有效降低風險，避免受到愛滋病毒感染。

從上面，我們可以看出「行為人」與「行為」之間，似乎沒有一定的因果關係，這個宣稱無法對所有男同志都成立，因為三個前提只要有一個不成立，那就無法得到最後的結論。

男同志除了性傾向，並無一致的特質

然而，如果實際上有接觸過愛滋感染者的人，會發現許多愛滋感染者，他們的性生活可能不會比一般人活躍到哪裡去，甚至非常貧乏，看不出來有較為活躍的跡象，因此我們很難宣稱男同志幾乎或大部分有較活躍的性生活。就個體層次而言，每個人對性的態度與實踐本就不盡相同，如果對男同志有刻板印象，那就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有些男同志對性較為活躍，而有些男同志則是不太喜歡性，甚至不太願意發生性行為。就如同異性戀對性有多元的實踐，男同志也是如此，很難說男同志就是比較容易或傾向發生危險性行為。

依據UNAIDS的說法，暴露於感染愛滋風險的人群，他們有一些人原本就暴露在性別歧視與親密暴力的危險下，而無法落實安全性行為；這時候發生「危險性行為」這樣的「行為」可能才是造成這些感染者受感染的主因，而實際上很難歸咎於行為人間有某些特定的特質。這時候我們唯一能確認的是這些感染者可能與愛滋感染者有過危險性行為，或說這些感染者單純只是運氣較差。

刻板印象、標籤與污名

這類「男同志是愛滋疫情的主因」的論點，如前面所述，將會把不同特質的人們與社會多元的樣貌都化約為單一的刻板印象。長久下來，不斷加深對於男同志的刻板印象，並且經由教育與媒體不斷的重提與灌輸，讓社會大眾十分容易地就將愛滋疫情與男同志聯想在一起。刻板印象不斷地重複，就彷彿「自證預言」，讓男同志社群也面臨自我暗示並漸漸朝向所宣稱的事態發生。

在愛滋病剛發現的1980年代，愛滋病即有過與同志強烈連結的歷史，在各種誤解、恐懼、與資訊不流通的的氛圍下，男同志與愛滋病連結就被深深的烙印在大眾的心中。許多30歲以上的男同志都經歷過學校與媒體那不斷宣傳「愛滋病是男同志病」的歲月。即便到現在，很多教育現場與媒體的訊息都在暗示這件事情。許多的男同志甚至很天真地，以為自己會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感染愛滋病而死去。

小結

專業人員對於統計數據的使用更要謹慎，尤其應該認真地反思，數據的解讀與呈現對於弱勢或邊緣族群是否產生不當的影響，這也是健康照顧相關工作者應該念茲在茲的倫理信念。

賴清德院長這次對於愛滋疫情的評論，或許只是想要表達對醫療奉獻獎得主的肯定，他事後也澄清並沒有要對同志不敬之意。但是經過媒體的宣傳與有心人士的操作，可能又會讓愛滋感染者處境更加困窘。除了澄清，賴清德院長或許應該在愛滋反歧視與去污名的工作花費更多心力，才能彌補他失言的負面效果。

註釋

男男間性行為泛指男性間彼此發生性行為的整體集合，這裡為了聚焦，後續僅討論賴清德發言針對男同志部分。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