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竑廣
「在日本民主社會同性戀是不可能遭受嚴厲攻擊，因為那會被視為違反人權而受人唾棄，所以衛道人士以較隱諱方式在職場或法律上攻擊同志。而相應的行動者運動也採取溫和方式，譬如寫信名列可參考條例給停辦同志講座的中學教育委員會。」──日本同志運動者元滿真紀（註一）
如同同樣的種子在不同的土壤下有不同的成長樣貌一般，社會運動如何發展，與其社會背景有關，而同志運動亦然。元滿真紀的這段話，點出日本社會環境與台灣之不同，同時解釋日本同志運動實踐方式之源由。因此，本文希望從社會風氣、政治制度等不同的角度切入，觀察日本政治社會環境，認識他山之石，進而思考台灣同志運動與其周邊議題的關係，為關心同志運動或甚至社會運動發展的人提供更多視野。
選舉制度
首先筆者想談的是最正面衝撞的部份，攸關政治參與至為重要的選舉制度。日本前地方同志議員尾逵加奈子（尾辻かな子／O TSU JI KA NA KO）於07年參選國會議員時，掛的是民主黨不分區國會議員參選名額。這意味著兩點，一是同志知道自己人口比例偏少，大選區選戰時傾向選不分區，二是要成為不分區候選人需有大黨支持或相當資源方有參選可能。
我們從同樣的限制回過頭來看看台灣。任何政黨要選不分區，得推出足額的區域立委候選人。簡單一句話，這些提名光是保證金就至少要300萬左右，幾乎是最大同志團體同志諮詢熱線一整年的預算，現階段負擔不起。除非有機會像台聯提名樂生自救會成員為（倒數排名的）不分區候選人一樣，否則，可見的未來，同志還是得仰賴他人（友善政黨）攫取政治勢力。事實上這對台灣許多「身為少數」的弱勢都一樣，因為選舉保證金的重擔使然，要選不分區就要合作，這也是綠黨與人民火大聯盟（同時也最受污名弱勢推薦的政治團體）結盟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社運平台到異業合作
其次是社運團體平台、社運資源綜合利用或系統化地推動的問題。日本同志運動人士曾經透過青年公共事務倡議組織「Youth Talk about JAPAN」，辦過一些同志演講，藉此吸收對性少數友善的政治人物。台灣的人民火大聯盟也在組織內的演講中，邀請過同志運動人士（反之台灣同志遊行與同志活動也常邀請他們）。
議題分享是比較簡單的、單純的合作，進一步還有資源方面的分配。跟台灣綠黨一樣，日本準綠黨（綠的未來）旗下的成員，算是比較普遍地在關心同志議題。但是同樣標榜為「綠的政治」的、牽涉到制度化資源分配的「神奈川NET WORK運動」，就似乎沒有注意到性少數這塊（性別議題以女性與男女平等為主）。「神奈川NET WORK運動」簡單地說，就是把綠色政治旗下議員所獲取的、包括議員薪資在內的公家資源，分給提出企劃的NGO。台灣綠黨與人民火大聯盟也曾經推過類似的東西，但因為選舉結果慘淡，尚無成果，加上制度規劃有待改進，實益上不是很受重視。
至於比較深入、深度的異業合作，如果不挶限於社運圈的話，去年以跨性別為題材的日本連續劇「Last Friends」是最好的示範，編劇淺野妙子透過她對性少數的深度觀察，把細微到或許連LGBT族群內部都不見得了解的觀念傳達給觀眾知道。並且跟其他介紹性少數節目的電視工作人員一樣，淺野妙子事後也接受同志媒體專訪，闡述她構思的脈絡與背景。同樣的，台灣的相聲瓦舍在構思同志題材時，也很謹慎地向同行的「同志」請教。相反的，這類負面的例子很多，像是以前台灣霹靂火被批以愛滋病作為惡有惡報的結尾等。
就媒體這塊領域而言，我們會希望媒體能表現出「同志專業」，以避免污名化等不良後果。反過來說，同志在要求媒體要有職業倫理時，也可以表現出「媒體專業」。08年破報因為刊登同志歧視廣告所受的聲討中，來自同志運動人士的批判被破報編輯認為是外行人講外行話，被輕易地撥掃掉；而出自傳播學系學生手筆的批評文章，就能以「內行話」、以媒體倫理與媒體法規等論點抨擊（註二），免去「只是當事人過度敏感」的受害者指責。
學術研究
筆者這幾年看日本同運新聞下來，不管是同性戀或跨性別，都發現到一個共同點──學術上調查數據的支持。京都大學的同性戀與雙性戀學生歧視受害調查，紛紛被不同地區不同層級的性少數友善議員拿去質疑政府的無作為，同運人士爭取平權時也用同一份數據。日本岡山大學中塚幹也教授對跨性別的調查也常被引用，中塚教授本人並以之向學校教職員工喊話，認為他們應對性別認同障礙有正確認知。
但是台灣的性別研究似乎很少看到這種東西。比方說，當同志團體強調校園裡對同志性別歧視很嚴重時，如果要問究竟有多嚴重？──沒有數據可以引用。在台灣，性別研究可以說是一門顯學了，有志者與研究者越來越多，性別研究課程甚至性別研究所紛紛設立，但多半是質性的而非量化的。雖然質性也很重要，但在政策的推動與對政府的要求上，量化研究或數據是有必要的，否則，如果政客來一句：「我覺得同志已經可以上街，不需要特別做什麼。」問題是不是就被打消了呢？而且，缺乏客觀數據或相關調查，會讓人掌握不住現況甚至有錯覺，比方適應良好的個別同志，可以憑個人經驗認為社會很友善，非得等到政客講幾句歧視言語、賞你一巴掌之後才感覺大夢初醒。
政府態度
如前面元滿真紀所言，由於人權在日本的份量夠，可以藉由這個社會認同的議題，去催促政府做一些實質的改變。認真說起來，同志的部份，台灣跟日本的差距不會差很遠，都是零星的政策居多。比較需要釐清的是，台灣跟同志相關的法律，是依賴婦女團體的力量較多，跟日本由同志自己透過政治去推（不管直接間接）的狀況全然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政府的人權「平均」水準應該還是比台灣高。筆者去年曾在作家劉黎兒的留言板上看到一個令人驚嘆的情報：「東大教授出身的厚生勞動大臣舛添親自出席（過去只有副大臣出席）漢生病會議，他今年曾帶女兒在暑假家族旅行時去沖繩的漢生病療養院參觀，對漢生病很有理解，因此他帶了７、８名厚生勞動省官員出席，而且對於漢生病患者的各項要求全部當場答應解決。這是日本有史以來官民關於漢生病最痛快的一次會議，雙方不再對立。舛添都能一一叫出幾位比較著名的病患代表的名字，跟他們稱兄道弟（本段經劉同意後轉錄）。」
像這樣對弱勢友善到體貼入微的態度，在台灣是無法想像的。國際愛地芽協會（漢生病患組織）台灣分會11月5日的新聞稿寫道：「樂生院方，將國家應付出的補償金『挾持』，用來要脅樂生院的老人家必須配合捷運局工程『搬家』，以幫助捷運局即將開工的樂生院內機廠軌道工程。」對照日本政府的態度，感覺有天壤之別，一個是人，而且是好人，另一個就不予置評了。
一般說來，一個國家的人權議題會互相牽引；或者從微觀去看，大體而言，友善政治人物可能因為較能包容力或理解，通常不會只關心一種污名弱勢，如日本愛滋藥害受害者、對同志幫助也不遺餘力的國會議員川田龍平，他所從事的弱勢工作就包羅萬象，從街友、原住民、新移民到慰安婦問題不一而足。總之政府能普遍地重視人權議題的話，大半雨露均霑，其他弱勢要拓荒開路也容易得多。
不良的媒體環境
前面我們已經提過媒體從業人員與同志的異業交流，這裡想再深入介紹一下日本媒體的素質，進而推想對民眾識見的影響。日本「兒童」新聞的內容，可以深至西藏人權、央行總裁、政黨敗選原因、核能安全等嚴肅的主題，而且收視率還有1~20%，這一樣是台灣無法想像的事情；一般報紙當然也少不了對各種重要議題的詳盡分析。像這樣的媒體環境，要談任何一種社會議題，應該都比台灣有利得多。
反過來看台灣，不要說媒體主動且深入地來帶領觀眾認識同志，只要是稍微嚴肅一點的同志議題，哪怕有多重要，常常主流媒體一個也不報導。參與人數已經上萬的同志遊行，去年記者會慘遭毒奶事件淹沒，同志人士甚至發文自嘲，說要向中國毒奶粉廠商求償；愛滋篩檢調查記者會，已經盡量用有趣的方式包裝，仍被主流媒體忽視到能見度趨近於零；至於同志伴侶協會抗議被遠雄集團拒絕租屋這類以軟卵擊石的行為，果不其然也是一條新聞都沒有、連中央社都沒有，能見度整整等於零(註三)。
結論
比對台日的政治社會背景，回頭看台灣弱勢議題的衰弱，我不禁想到一句成語：孤掌難鳴。因此不管是政治透明化或媒體監督等議題，或許比弱勢自身的行動還來得重要。過去談同運或其他有爭議的弱勢運動時，常有人說：「幹嘛做這個，我們可以等社會成熟、社會接受度提高之後再來．．．」乍聽之下這只是消極不作為而已；但如果我們做積極的解釋，結論應該是──既然如此，那促進社會成熟的事通通都該做。
註一：出自破報報導「不如將兩國女同志強行合併 專訪日本福岡女同志空間經營者──元滿真紀」
http://pots.tw/node/334
註二：立報讀者投書「台灣歧視廣告猖獗」。
http://blog.roodo.com/mwworkshop/archives/5680585.html
註三(10/07/26追加)：這篇文章是去年就寫好的，後來覺得看起來有點武斷。媒體環境一段想補充一下，就我看日本同運觀察者的網站，日本的同志新聞，出於誤解的負面報導有之，而像台灣惡意扭曲、放大的報導似乎沒有。不過日本同志遊行的新聞能見度很低，這不見得跟媒體友善度有關，可能是因為三～五千位遊行人數太少，在日本，一萬人以下的遊行算小事情。同時，日本同志遊行在日本的勞工權益媒體倒是有比較詳盡的報導，或許就像台灣的苦勞網之於弱勢團體的關係吧。
附圖（高畫質圖檔）：「Youth Talk about JAPAN」講座傳單「教育－性少數─」
http://www.gafu.jp/ytaj/no2/fryer02.pdf
原載於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第50期。
轉載自2010/7/26綠黨
http://www.greenparty.org.tw/index.php/division/gender/1249-2010-07-25-17-36-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