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時新聞／綜合報導〕世界權威科學期刊《自然》今（5）日刊載研究指出，一名英國愛滋病患在接受對HIV病毒有抵抗力者的骨髓幹細胞捐贈後，體內已經找不到任何愛滋病毒。專家認為，這可能將是全新愛滋療法的新曙光。

綜合外媒報導，英國倫敦大學感染與免疫學系教授古普塔（Ravindra Gupta）表示，這名居住於倫敦的匿名男性病患於2003年發現罹患愛滋，2012年開始進行抗反轉錄病毒藥物（ARV）治療，之後又發現罹患淋巴癌，因此2016年接受幹細胞移植，並從捐贈者獲得能抵抗HIV的突變基因（CCR5 基因突變）。

在幹細胞移植手術後的1年4個月間，該病患持續接受ARV治療，1年半前他中止投藥，至今仍未驗出HIV。但古普塔說，目前就斷言「治癒」（cured）還言之過早，應該稱患者是「長期緩解」（long term remission），還得要繼續觀察患者的狀態。另外，這種治療方式也不能適用於所有患者，但有望藉此發現全新療法。

報導指出，美國男子布朗（Timothy Ray Brown）是全世界第一例感染HIV後又成功治癒的患者，被稱為「柏林病人」。1995年布朗被檢查出HIV陽性，2007年時接受骨髓移植，後來體內再也找不到HIV病毒。不過，雖然學者嘗試將此方法用在其他病患身上，這10多年來布朗的痊癒歷程無人能複製。

古普塔表示，2名患者都經由類似的治療方式而緩解，這代表「柏林病人」並非特例，此療法或許可以消滅HIV病毒。但其他專家指出，對HIV病毒有抵抗力者的骨髓幹細胞捐贈，究竟是如何治療愛滋病患，其機制至今依然不明。此外，幹細胞移植伴隨巨大風險，無法用於其他情況良好的患者。…

〔編譯周虹汶／綜合報導〕愛滋病治癒再現曙光！繼美國患者布朗（Timothy Ray Brown）二○○七及○八年在德國柏林接受取自骨髓的造血幹細胞移植，體內導致愛滋病的人類免疫缺乏病毒（ＨＩＶ）自此消失無蹤後，英國五日宣告，相同的幹細胞療法也在倫敦一名愛滋病患者身上見效，令十年來不斷複製「柏林病患（the Berlin patient）」成功案例、卻一再失敗的全球醫界振奮不已。

睽違十年後，骨髓幹細胞移植成功治療愛滋患者出現第二例，圖為史上第一位痊癒的愛滋病患者「柏林病患」布朗四日在美國西雅圖接受採訪。（美聯社）

先前被譽為世上唯一治癒愛滋病患者的經典「柏林病患」布朗，一九九五年愛滋病確診，選擇五十九％患者採行的抗反轉錄病毒治療（ＡＲＴ）來抑制體內ＨＩＶ繁殖；但他二○○六年又被診斷出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就在柏林夏里特醫院醫師胡特（Gero Hütter）安排下，接受兩次造血幹細胞移植。

接受具ＨＩＶ抗體捐贈者基因移植

不過，他的捐贈者白血球表面不存在最常見ＨＩＶ︱１進入宿主細胞所憑藉的CCR5蛋白質，其CCR5基因反而有一段長為32鹼基對的缺失，這種「CCR5-Δ32」削除性突變等同阻斷ＨＩＶ︱１識別的門戶，擁有這種體質的百分之一不到歐洲人，也天生注定不會受到ＨＩＶ︱１感染。布朗在第一次移植對方造血幹細胞當天，就停止了ＡＲＴ治療；三個月後，他體內幾乎測不到愛滋病毒，用來衡量免疫功能的「CD4」細胞數卻節節高升，至今不再為治療愛滋病所苦。

儘管危險且痛苦的骨髓移植手術並非愛滋病療法的上選，但○三年確定感染ＨＩＶ︱１的「倫敦病患」也如法炮製，一六年接受「CCR5-Δ32」削除性突變者的骨髓，來治療一二年發現的霍奇金氏淋巴瘤。他只進行一次移植手術，術後十六個月才停止一二年開始進行的ＡＲＴ，一七年九月至今十九個月，體內不復見ＨＩＶ蹤影。

劍橋大學教授古普塔（Ravindra Gupta）領銜的醫療團隊，五日透過國際權威期刊《自然》及年度「反轉錄病毒和伺機性感染大會」（ＣＲＯＩ），宣布這項暌違十年的「里程碑」。儘管古普塔說判定「倫敦病患」已痊癒仍「言之過早」，但已證明「柏林病患」痊癒絕非「僥倖」，也讓科學界研究這項愛滋病療法有了再出發的全新動力。…

愛滋病曾被視為不治之症，但隨著全球出現3起成功治癒案例令醫界出現曙光。（湯森路透）

愛滋病不再是不治之症？目前全球已出現3名成功治癒愛滋病患體內的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

繼英國醫學團隊5日宣告，一名倫敦愛滋病患接受幹細胞療法後，身上的HIV已消失18個月未再復發。荷蘭研究員6日也在西雅圖愛滋病毒會議（CROI）上宣布，一名「杜塞道夫病人」（Düsseldorf patient）在停用3個月抗反轉錄病毒藥物後，也未在體內發現HIV。

2007年德國柏林以骨隨造血幹細胞移植，讓一名美國患者布朗（Timothy Ray Brown）體內的愛滋病毒消失至今，成功的案例被稱為「柏林病患」。12年後全球醫界終於再度傳出2件好消息，成功複製當年治療的途徑。

骨髓移植風險高

掃描顯微鏡（SEM）底下的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湯森路透）

據報導，骨髓移植的療程必須殺死所有細胞並用供體細胞（donor cell）替代，風險極高，只能對癌症病患施行此療法。在柏林和倫敦病患的案例之中，骨隨捐贈者攜帶罕見的突變基因，可以對HIV病毒具有更強的抵抗力。

最新的「杜塞道夫病人」停用抗反轉錄病毒藥物3個月之後，採集腸道和淋巴組織的樣本後，皆未在他體內發現HIV病毒。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研究員古普塔（Ravindra Gupta）表示：「現在我們知道了第一個案例不是一種異狀，而是可以共享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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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因感染愛滋遭國防大學為由退學的阿立（中），在昆明防治中心公衛護理組主任莊苹（左）、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社工張正學（右）陪同下受訪。報系資料照

國防大學學生阿立數年前疑因感染愛滋遭退學，屢向校方與衛福部提申訴，引發政府乃至聯合國關切。聯合晚報希望喚起全台關切以阿立為代表的愛滋人權，2016年8月在阿立勇於受訪下，一路大幅追蹤報導，促使總統蔡英文、行政院長林全至國會都表態挺阿立，國防部終於讓步。

今年聯晚30，聯晚再次製作愛滋權益專題，專訪阿立談他近況，也藉此向阿立與支持他的親友和社工致敬。專訪以第一人稱呈現：

我現在會念社會福利科系，是因為我老媽以身作則，先回學校念書。我知道她這麼作，都是為了我。

我在重回學校前，頹廢了滿久。我媽那時在作護理相關工作，看我這樣，就先去大學念書，再把我拉進去，當我學姐。雖然我們不同校也不同科系，但有些科目類似，我有人盯，就不能繼續頹廢了。

我那時也是想老媽這種年紀都去念書了，我怎可能作不到？雖然如此，起初我還是滿排斥去學校，因為我很久沒念書，頹廢久了，就懶得動、生鏽了。後來因為我媽要考試，她念得很吃力，但那科對我很容易，我就帶媽媽去念那本書，結果自己也把讀書的感覺抓回來。

我被退學這整件事，改變了我和家人的關係，對家人有時會有愧咎感。以前我念軍校時，傲氣很重，好聽點可說霸氣，難聽點是「傲嬌」，甚至對父母滿不禮貌。當時我覺得自己可以拿錢給家裡，也可照顧自己，等到意識到自己要被退學時，危機意識才出來。

改變我和家人距離最大的事是，我被退學前，我爸媽都不知我的事；後來知道我是因為這被退學，他們卻沒把我從懸崖推下去，而是接受。

我現在比一年半前的狀況好多了，有事作、腦神經有動起來，也是因為我媽以身作則先去念書。如果她沒這麼作，我可能會一直消沉下去。雖然我講不出感謝媽媽的話，但她應該知道我很感謝，因為我都開始正常上課了。

在學校，我覺得念社會福利相關還滿好玩的，媽媽有些共同科目作業寫不出來，我還幫忙寫。由於我自己就是個案當事人，念社福、權益這些，感受會特別強烈，如果我是局外人，感受可能沒這麼強。

我對未來也有了目標，打算畢業後考高普考。我的路雖然才剛開始走，但我覺得我方向是對的，這就好了；不過也得要養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