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染愛滋已經有24年，在過去的16年間，我經常與社會工作者一起，到國小、國中、高中和大學校園，進行愛滋病宣導。透過講座分享自己的愛滋病經歷時，常能看到學生們最真實的反應，這不僅僅是知識的傳遞，更是一場關於偏見與接納的社會實驗。

對於不同年齡層的分享，活動氣氛截然不同，向小學、國中生介紹愛滋病時，許多學生會驚訝地瞪大眼睛，滿臉好奇地打量我；高中生們的反應更為複雜，他們會靜下心來，似乎在重新思考之前所接受的觀念，並向我提出，為何當初會選擇從事不安全性行為等問題；面對大學生，他們則會關心感染者是否能正常生活，以及如何面對家人、伴侶，還有如何在職場上生存等，涉及愛滋病的社會議題。

愛滋病教育宣導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不同世代對愛滋病的認知與接納程度，每次的宣導不僅傳遞知識，也讓不同年齡層的學生，能夠近距離接觸到感染者的真實樣貌，進一步加強教育宣導、去污名化，以及促進社會理解與包容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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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蛋蛋，在18歲時感染HIV，直至今日與HIV一起生活了14年。我在匿篩陽性的後幾週，便向我當時極為仰慕的一位帥哥出櫃。那時在一間酒吧，我湊到他耳邊笑著說「我感染了HIV」，他看了我一眼，表情便沉了下來說「等等結束你來我家」。

結束後，我們便前往他的住處，他拍了拍床墊拿出了抗病毒藥物便放在桌上，回頭笑著對我說「這件事情你別再跟其他的人說，你無法預期別人會怎麼對你」我們相擁後聊了聊其他生活瑣事，結束了我的第一次出櫃。雖然首次出櫃就得到了極大的善意與支持，但並非所有人都能如此，偏見與誤解，往往在不經意的話語間流露。

過了許久，某日我在與新因為我的HIV感染狀態在十字路口爭吵新對象脫口說出：「難怪當時ＸＸＸ叫我要小心你！」，當下我的憤怒從心中蔓延，並逐漸失控。我的憤怒和眼淚，並不來自於「他人認為我是危險的」，而是與病毒共處的我，被剝奪了主動詮釋自己是如何感染、又是如何看待被感染的權利。終究在我最在意的人面前，成為別人口中那個需要被小心的人。

記得我初感染時，我覺得我只要夠勇敢，就不會受到污名的影響。但直至生活中，拖磨不斷出現，我才清楚地意識到，我不可能遺世而獨立活著。當然，要選擇迎戰或是避戰，又是另一個故事，又是需要千言萬語才能說清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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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林鈺豐。24歲時，我的英國前男友奕安確診愛滋，我也在他發現一週以後確診。當時的法律是外籍人士在台確診愛滋，會在兩個禮拜之內把他們驅逐出境。

事發緊急，當時我們都需要朋友幫助，因此在第一時間就跟十幾個朋友出了愛滋櫃。我的兩位前室友宗翰和凱文(現在已結婚並且生養了一個可愛的孩子。)，幫我們找了對感染者很友善的王永衛醫生，還有愛滋權促會的張正學社工討論我們有沒有可能繼續留在台灣。當時奕安已經病發，台灣不會給予外籍感染者治療，繼續留下會變成沒有簽證的黑戶。我們當下就決定把奕安送回英國。

宗翰和凱文幫我們搬家，還載我們去機場。奕安回國後待在加護病房，一個禮拜後才得知他戰勝死亡的消息，連醫生都覺得是奇蹟。我和奕安開了一個共同臉書，加了些親近的朋友跟他們更新我們的情況，不過這種遮遮掩掩的日子讓我想起大學前沒出同志櫃的我，不能做自己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此之後我也在真正的帳號跟所有人出櫃了。

出櫃是需要成本跟代價的。我很幸運有一群支持我的朋友，換做其他人跟我處在一樣的處境卻沒有朋友，國家只跟你說你什麼時候該滾蛋，卻沒有人從旁協助，可能沒有辦法度過這麼困難的一關。

我今年38歲了，還是得不斷出櫃。即使現在到了體內測不到病毒等於無法傳染的時代，我去看醫生，還是遇到了感染科醫生沒幫我做任何檢查就開藥給我的情況。我在跟別人約會前要先出櫃，如果之後才出櫃可能會被罵爛人；我在發生性行無前要先出櫃，如果沒有可能會被告。一般人可以先隱藏自己弱點跟別人建立關係，但道德跟法律不允許我有這樣的權利，我常常在開局就出局了。

我前面提到不能做自己是很痛苦的。但出了櫃並不全然表示做自己。在某些複雜不安全的環境裡，有時候先藏在櫃子裡才能保護自己，但這不表示我沒有做自己了，只是我需要時間觀察、判斷，然後選擇我想不想要在這個時間跟場合出櫃。

「做自己」其實有時候也暗示了「做自己」的人是處在不友善和逆風的環境下的。那表示他們需要抵擋別人的目光，世間的禮法，因此才成就了「做自己」。國家和社會不應該讓感染者覺得「做自己」是勇敢的，而是應該提供友善安全的環境，讓感染者可以「當自己」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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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熱線匿篩驗出陽性的，雖然因為喜歡無套，本來就知道自己風險很大，但驗出陽性的那一刻，還是有種機車違停紅線，結果被開罰單的感覺，只能慶幸自己不知道被誰感染，所以不會有怨懟。當時最大的情緒其實是不知如何面對母親，怕她知道，也擔心她知道後難過。

感染者身分比起同志身分，跟家人出櫃的難度多太多了，我度過了好幾年要偷偷吃藥、愛滋相關資料要藏好、確保公衛與醫療個管師一定能聯絡到我，避免他們連絡我的家人。

16歲時，母親得知我是男同志，最擔心我被欺負與感染HIV，即便父母都是教職，他們接收到的資訊，還是會把男同志跟愛滋連結在一起，每年春節都在交代要小心被感染。

2014年有次出門，母親發現藥袋上的病名，打電話給熱線與愛滋權促會詢問，感染身分就曝光了，原本以為會被趕出家門，但結果是相擁而泣，媽媽說：「為何全世界都知道你是公開感染者，只有我不知道⋯⋯你這幾年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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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公開感染身分也已經過了7年，等於是我開始嘗試變裝不久就出感染櫃，當時同婚還尚未通過，每當同婚議題被討論時，感染者總是變成被獵巫的一群無名罪人，那時的我剛好面臨一段感情的分離，感情的開端我剛好初感染，而結束是因為伴侶對於HIV的恐懼，說分手的那刻，有一股情緒投射在我的身分上，希望能藉由自身的話語權，替自己發聲，也希望世人能更了解感染者，不再歧視。

當初靠著難過與憤怒的情緒公開，一路走了7年，中間經歷同婚通過、21條（註）納入U=U做為參考，也發生在疫情時間，感染者成為破口罪人的歧視事件，每當談到公開感染身分是否受到什麼影響，其實每個時候都會有不同的想法與感受，後悔、擔心、感動、振奮…好多情緒都有發生，感染身分公開與否，只要活著都會因為這個身分有不同的感受，就如同非感染者的生活感受一樣，只是差在我們可以感受這社會確實有因為很多人的努力越來越友善，而活得越久，就能感受改變，現在越來越多感染者願意公開自己感染的身分，也是感受到這些惡意標籤與歧視，慢慢的有被淡化了。

註：「21條」指的是《愛滋感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21條，針對明知自身情況，卻仍進行危險性行為的感染者設定了罰則。將21條納入U=U做為參考，表示法律會適時考慮感染者的病毒量狀態，以減少污名化和不必要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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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在軍中新訓期間被驗出感染愛滋時，我和幾位需要複檢的新兵一同被班長帶到台北的三軍總醫院。那時，我隱約知道自己已經感染了愛滋病毒。腦海中的想法此起彼落，好的、壞的念頭像高速公路的風景一樣飛快閃過。一路上，氣氛非常低沉，連天空都陰沉沉的。

有位班長和我搭起話來，說感染給我的人實在可惡，並感嘆我這麼年輕就遭遇這樣的事情。我聽著，心中既有一絲安慰，覺得自己終於遇到不害怕感染者的人，但隨即又想，將來我會不會成為他口中那個可惡的人呢？無法細想，我只能偎依在不嫌棄我的班長身邊，汲取些許溫暖。

驗退後，我試著向身邊的人出櫃，也曾被狠狠唾棄而又躲回櫃中，對人的信任蕩然無存。然而，那位班長的些許溫暖讓我始終相信，總會遇到不棄嫌的朋友。於是，我將碎了一地的信任感和安全感慢慢撿回，拼湊起來，尋找友善的團體資源，學習如何讓自己活得更好、更安全。

我不知道現在的自己在班長眼中會是怎樣的評價，但我明白，越友善的社會能讓班長口中的惡人變得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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