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歪歪編按：由基本書坊出版的《聽你剪裁星空：傷痕與美好都構成了人生，同光教會20年》（電子書版本）集結了台灣第一個同志基督教會， 20 年來的百則文章，七百多頁內容涵蓋個人生命故事、深度紀錄與評論專著等等，對於了解台灣同志運動，以及身陷宗教信仰與非異性戀性向認同夾縫中的兩難，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書籍。

外孫女出櫃 外婆：神接受漢生病，怎會不接受同志？

2016-05-08 14:11 聯合晚報 記者何定照／台北報導

同志向親人出櫃往往是出櫃歷程中最困難一刻，若是基督徒同志，壓力更大。同光同志長老教會執事陳小恩的出櫃，卻身繫基督徒三代母女情：當她向母親出櫃，母親轉向外婆求助，身為漢生病人、樂生院友的外婆要女兒更愛小恩，「神對漢生病人都能接受，怎會不接受同志？」今天是母親節，同志熱線諮詢熱線協會及同光同志長老教會不約而同發表新書《櫃後人生》及《聽你剪裁星空》（基本書坊出版），分別呈現同志父母面對孩子出櫃與基督徒同志的心路歷程，其中身為基督徒的母親如何幫助同志孩子面對教會壓力、又保持信仰，尤為感人。

陳小恩的外公外婆都是樂生療養院院民，從小在宗教氛圍長大的陳小恩，青春期開始覺得自己喜歡女生，在反對婚前性行為的教會中，承受性與同志的雙重焦慮與罪惡感。

一回陳小恩看到基督教電視台節目，一位女牧師分享自己婚姻不順，只有母親支持，順口問媽媽「如果我也感情不順，您可不可以不反對我？」媽媽立刻點頭。小恩說，當時不知哪來的勇氣，順勢說出自己是同志，母女倆抱頭痛哭。

小恩媽媽說，「我哭是因為心疼她，知道小恩會面對很多壓力！」，常跟上帝說，「我知道小恩是您給的特別的禮物，我會更珍惜，更要仰望您。」。

小恩外婆則以自己是漢生病人為例，說明「神愛世人」的寬容，囑咐女兒應當更愛小恩，「不能讓她覺得孤單」。小恩心疼說，媽媽的壓力比她還大，「我有很多朋友和資源，但我媽憑的就是『我愛我女兒』」。

原文網址 http://bit.ly/1qCaAhE

聽你剪裁星空 信仰有愛無類

2016年05月20日 04:10林欣誼／台北報導

「同志基督徒一直都存在基督教會之中，只是教會看不見也不想看見同志。直到今天，許多教會仍在迫使同志做選擇：要信仰？還是要性傾向？」1995年，楊雅惠牧師召集同志基督徒組成團契，隔年成立台灣第一個認同性少數社群的基督教團體「同光同志長老教會」，日前屆滿20周年。

同光教會長年參與台灣同志運動、倡議婚姻平權法案，現出版新書《聽你剪裁星空》爬梳20年來時路。

「我認為同性戀者也是上帝所造。」楊雅惠牧師當年表示，我們不能再像聖經時代的人因為欠缺醫學常識，就一味以異性戀道德標準來批判同性戀。然而為同志奮戰不懈的她，在離開同光後，被原來宗派排斥，長時間找不到牧職，加上身體不佳，2008年選擇結束生命「服事天上的主」，令會友們心痛。《為你剪裁的星空》扉頁便題詞紀念楊雅惠。

書中收錄10多位會友親撰的生命故事、關於基督教神學與聖經詮釋的文章，與國內外關注性少數社群的牧師分享等。例如，有男同志回憶被嘲「娘娘腔」的痛苦童年；幼時受家暴的女同志，吐露不孕求子的心聲；在妻子支持下變性的跨性別者，在神學課程中找尋上帝之愛；還有為了兒子不受歧視而離開原教會的母親告白等等。

在信仰與出櫃的衝突中，他們都在同光教會重新感受上帝的包容，會友諧琳感慨：「信仰本來就是每一個人的，如果教會太過中產、太過父權，那信息就無法貼近每一個階級的受苦人們需求。如果拿著福音成為單方面的權柄來指責他人的罪，這才是使人跌倒的指控。」

歷經20年與傳統教會在信仰上的拉扯，同光教會現任執事陳小恩表示，現在的同光採取批判、對話與溝通分頭並進，籌辦跨教派的「微光計畫」，微光小組將自6月起隨新書座談巡迴全台，展開與教會內、外民眾溝通的機會。

原文網址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520000634-260115

看《為巴比祈禱》 她淚流滿面改挺同志子

何定照／報導

在台灣，基督徒同志的處境比非教徒同志往往更艱困，同光教會前幹事陳小恩與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教育推廣部主任許欣瑞舉辦「微光計畫」，希望培養一批可以跟基督徒溝通的成員，好搭起同志和基督徒的橋樑，用友善溝通代替彼此的排斥仇恨。

小恩說，發起「微光計畫」原本是因2014年6月長老教會總會發出牧函，表態反對同志婚姻，她和教友於是在議事錄確定時赴總會請命；恰好許欣瑞深感熱線諮詢成員雖可和家長、老師溝通，卻每逢基督徒就「卡住」，雙方決定「把像我一樣的一群人拉進來」，讓基督徒同志發揮宗教專長。

「微光計畫」成立以來，在教會場地辦過三次同志基督徒父母分享會，小恩媽媽次次參加。小恩說，她看得出媽媽其實很害怕、沒那麼強壯，卻「因為愛我、覺得可以幫助到更多像我這樣的人」而加入，讓她每回想到都泫然欲泣。她期待藉由更多分享，改善教會內部因對同志資訊封閉帶來的惡性循環，減少基督徒同志的壓力。

小恩也深感，近年同志族群和教會對立擴大，讓身兼兩者身分的她很為難。她想以同志基督徒身分向同志呼籲，並非每個有信仰的人都反對同志，也有許多教友既愛神也不排斥同志，只是因教會壓力屈服，「希望同志知道基督徒不同面貌」。

身為基督徒同志的父母陳爸、陳媽，也曾歷經兒子在教會壓力下差點跳樓的痛苦，直到找來真人實事改編電影《為巴比祈禱》，看到片中巴比的媽媽因堅持兒子走「正道」、導致兒子自殺的悲劇，淚流滿面，才轉而全力支持兒子。

後來陳媽不但幫兒子找到支持同志的同光教會，自己也挺身捍衛同志婚姻權。她感謝因為有同光，讓曾以為自己必將終老孤獨的兒子，如今有群可以互相扶持的同伴；也感謝因為兒子，她更認真研讀聖經，謙卑尋求神的心意。「我相信，有一日，耶和華殿的山必定堅立，超乎諸山，萬民都要流歸。」

原文網址 https://video.udn.com/news/486376…

爽歪歪編按：婚姻平權不只在台灣引起廣泛討論，在中國也進入了同志運動的時程裡。雖然中國與台灣的同運歷史與脈絡各不相同，但面對「婚姻平權」所引起同運內部的糾結與討論，卻有許多相似之處。本篇作者整理了中國第一場挑戰同性戀婚姻的法律訴訟及相關論爭，也值得我們反思台灣「婚姻平權」與「多元成家」之間，路線與資源競合的難題。

既爭同婚平權，也能超越婚姻

編按：4月13日，「中國同性戀婚姻登記第一案」在湖南省長沙市芙蓉區人民法院公開審理，法院在3個多小時的審理後，當庭判決原告孫文麟和同性戀人胡明亮敗訴。孫文麟表示會繼續上訴。同性婚姻能夠帶來更好的親密關係，還是變成另一種枷鎖？公共討論中，這一問題常常讓人焦頭爛額。然而也有人認為，追求婚姻權與超越婚姻關係，並不是矛盾的選項。

孫文麟拿到的判決書，只有寥寥五頁，比起美國加州圍繞同性婚姻「八號提案」長達十二天的庭審和三千多頁的卷宗，似乎略顯蒼白。

有人說「中國同性婚姻第一案」徒有虛名——各方都明知法院只是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依照法律不得不走個過場，因此任何強行攀附的意義都可能是一廂情願。然而我寧可認為，在鮮有同志權益大事件的荒漠的一滴甘霖，哪怕是大開腦洞地解讀也並不為過。

況且，對細節的深描，或許能緩解空談理論的傲慢與偏見。為此，我訪談了孫文麟和一位旁聽律師，希望從他們對此案的敘述里捕捉一些意義。

中國同性婚姻第一案：法庭上的掌聲與默言

法庭向來充滿儀式感，孫文麟甚至把它變成了一個「準婚禮」殿堂——他給對方律師及合議庭成員都送上了喜糖，他們笑盈盈地收下了。這場庭審也是一個課堂，在近兩百名前來旁聽的成員裏，有湖南女子學院一整個班的學生，老師希望帶她們見證歷史性事件。不少學生表示，這是生平第一次見到「活的同性戀者」。庭審結束後，她們還在法院門口舉着彩虹旗拍了集體照。旁聽席上還有不少該院的法官和法警，儘管對於同性婚姻態度不一，但大都認真聽審，甚至有旁聽的法官對此合議庭的潦草判決表示不滿意。

庭審過程中，儘管書記員宣布法庭不許鼓掌，但當孫文麟和律師說到精彩動容之處，旁聽群眾還是有些按捺不住。一個女生開始鼓掌，三個法警立即上前呵斥。慢慢地，鼓掌的人越來越多，法庭也不再阻攔。

「我國法律只有在違法犯罪等限制權利的時候才會想到同性戀，其他時候根本不提，我們也是公民，法律憑什麼不保障我們？」孫文麟說完，掌聲熱烈；孫的律師石伏龍的總結陳詞，「相信法律會公平，合議庭會公正，雖然今天贏的可能是他們，但贏得未來的必定是我們」，這句話贏得了當日最長的掌聲。

這讓我聯想到吉野賢治在其回憶錄《掩飾──同性戀的雙重生活及其他》中提到的，2003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理勞倫斯訴德克薩斯州案（最終宣布雞姦罪違憲）時，旁聽席裏的「同志」們對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亞的問題爆發出的大膽嘲笑。儘管我們不能僅憑席間的掌聲或笑聲樂觀地揣測民意，但它們的存在至少提醒着官方，有些聲音已經不容忽視了。

與這些戲劇性的場面相對應的，是被告與合議庭的敷衍。法庭辯論過程中，孫文麟傾向於實體法的爭論，其律師則主要質疑民政局的程序漏洞。實體與程序，正義的這兩個面向本應不分高下，但後者在中國卻常常不了了之。此案中，民政局在行政程序上有諸多漏洞，儘管律師一一提出質疑，但法院並未採納。另外在庭審中，原告律師要求查明對方的證據原件、證據真實性，法官表示可以庭後再查，卻在十五分鐘休庭後當庭宣判，讓「庭後再查」成為戲言。

通常，當庭宣判只適用於事實法律清楚、爭議不大的案件。此案的當庭宣判，或許是基於官方眼裏的「常識」：按照現有一夫一妻的婚姻法，同性伴侶「顯然」不能註冊，因此當庭駁回原告訴訟請求。這種理直氣壯的顯然，擱置了本可深入辯論的，關於傳統、婚姻的功能與目的、公權力的界限等問題；也頗有利用當庭宣判的權威，打擊同志運動積極性之意。當然，匆忙宣判，也可以解讀為官方從含蓄壓制同性戀，到近年突然屢屢被逼表態之後的捉襟見肘。

正是上述細節讓我們看到，一場同性婚姻訴訟，絕不是一對出櫃同志以卵擊石那麼簡單。如果只是把庭前掌聲當成花邊新聞，那麼我們就小看了，訴訟中的辯駁質證也是一種宣傳教育而其開啟的民意，可能會成為未來修法的基礎。如果不去質疑法院對程序問題的沉默不語，我們就會輕易得出此案「敗訴早在意料之中」的結論，放棄了以程序違法爭取勝訴的可能，也忽略了訴訟本身就是對程序正義理念的推動。而我更願意相信，真正的變革，正是發生在這掌聲和默言的對峙裡。

對「同性婚姻」的期待與忐忑

不止一次聽到一些「基友」感歎，如果哪天同性婚姻在中國合法了，自己或許就更有勇氣向家人出櫃——因為，合法化畢竟意味着國家社會對同性關係的承認。這的確是一部分同志的心聲；其也意味着，爭取同性婚姻承載了為同性戀「去污名」的意義（即卡維波說的「剩餘承認」）。

也許有人會說，這是不敢出櫃者懦弱的說辭，或者他們想結婚的願望，只是被結婚生子養老送終的人生軌跡洗了腦。然而子非魚，對於一個長期不被認可的群體，被宣布為合法公民的撫慰和激勵，很難說只是虛假意識。

況且，婚姻不是只有象徵意義，它也是一系列權利的通行證。寫作此文時，手機上傳來一則消息：一名24歲女生，女友車禍去世，她連夜奔赴醫院，卻因不是直系親屬（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孫子女、兄弟姐妹）而不能見到遺體。三年前，東莞一位中年男同性戀者突患中風，醫院卻不讓其男友查看病歷。如果同性伴侶關係被認可，不管是婚姻還是民事結合的形式（如台灣高雄的「陽光註記」），至少在關係到伴侶生命和健康的時刻，可以少些痛苦。

但與此同時，同性婚姻的群眾基礎也許並不是那麼深厚，甚至不少同志自己都對其無感。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魏偉的研究發現，許多「圈內人」並不看好同性婚姻，反而會主動選擇與異性結婚——在一個充滿變數、缺乏福利保障的社會，許多同志悲觀地相信同性感情難以長久的「宿命論」，認為異性婚姻和家庭養老是一條平坦得多的道路。而就算有了同性婚姻，如果身為同志依然會處處碰壁，許多人恐怕還是會選擇不出櫃，甚至跟異性結婚。

對婚家制度的屈服？

另一方面，婚姻這個工廠，生產的不只是權利和社會道德評價的標準化套餐，它也在標準化着套餐的消費者。進入婚姻的同性戀者必須服從婚姻的規則。不管同性結婚在社會文化觀念上有多大的顛覆意義，他們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的確沒有太大改造空間，包括與婚姻捆綁的一系列關係到生老病死的權利。

甚至，結婚的同志也不得不服從並強化那些支撐主流性道德的法律。同志一旦結婚，就必須遵循一對一的規則，也必須為婚外同性戀情承擔離婚時的不利，過去只限男女之間的「破壞軍婚罪」也會隨之擴張（在台灣甚至可能觸犯通姦罪）。當然，這些可以說成是同性戀享受主流權利所必須遵守的主流義務，但它的代價，或許是讓非婚的性承擔更多污名。

因此，同性婚姻作為同志運動的目標之一，長期以來都是兩頭不討好：保守主義者認為它動搖了「傳統」婚姻中夫妻的定義；而相對激進的酷兒或一些女權主義者，則認為爭取同性婚姻是在向已然腐壞的婚姻制度屈服，喪失了同性戀本可以有的「毀家廢婚」的革命性。

譬如針對前述的遺體探視問題，「超越婚姻」的思路可以讓我們反思，為什麼非要先結婚才能看到遺體？為什麼所有婚姻家庭以外的關係都被認為不夠親密？配偶和血緣關係為何在這些場合具有天然的正當性和優先性？受到歧視的僅僅是同性伴侶，還是所有直系親屬以外的所有親密關係？要呼籲修改的是婚姻法，讓同志享受特權，還是具體的關於探視的規定，打破特權？這些問題，或許會引發同志運動的路線之爭。

當今中國的同婚運動，暫時沒有遭到來自基督教或反性勢力的攻擊（儘管網絡上對同性戀的謾罵不斷），也暫時沒有出現如美國「超越婚姻」（beyond marriage）、「反對平等」（Against Equality）或台灣「想象不家庭」的酷兒反婚陣線，然而要不要同性婚姻的探討，已經萌芽。有作者認為，以異性戀為範本的婚姻制度是「陰險的政治圈套」，「摒棄婚姻制度也許才能真正擺脫私有制及其男性霸權的宰製，這本是異性戀的原罪」，而中國同志追求同性婚姻則是背棄了本可能在「一個戰壕」裡的激進女權運動。然而這種抽象的反婚論述，忽略了「同性」、「婚姻」、「女權」，每個詞都是複雜的多面體。受篇幅所限，下文對女權主義在中國的脈絡暫不展開分析

「婚姻」與「同志」從不單一

孫文麟在一篇文章中談到，他並不認為自己是「陽光好同志」——「我抽菸，喝酒，不健身，討厭假健康，不喜歡愛情歌曲或其它相關的作品，也不遵守忠孝的遊戲規則」。當然，或許在挑剔者眼中，抽菸喝酒只是小打小鬧的叛逆，拒絕被婚姻的糖衣炮彈收買才夠革命，而爭取同性婚姻仍然是向主流靠攏、獲得良民資格、成為「好同志」的行動。然而我更傾向於認為，孫文麟對「好同志」地位的既爭取又不認同，恰恰體現了同化與顛覆之間，並不是涇渭分明的。

孫的訴求向社會宣告了同性戀和婚姻家庭不是反義詞；但這並不等於，同性戀想要的婚姻與異性戀一模一樣。若將同志以「想不想結婚」為主要標準分為好壞兩種，似乎是暗示只有夠「壞」，才能挑戰到婚姻家庭。這反而可能忽略了：選擇結婚的同志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個人的政治；迎頭對抗只是「弱者的武器」裏並不那麼常用的一種。

例如，孫文麟在此案一審敗訴之後，成立了一個組織，準備在全國籌辦100場婚禮。同志舉辦婚禮並在媒體曝光，本身就有強烈的符號意義，可以說是加強版的、戲劇化的出櫃。兩男或兩女承諾「我願意」的同時，也直截了當地宣告「我是同性戀，誰說只有你們才能辦婚禮」。其把本被認為「見不得光」的同性戀，變成了公共領域的事情；難怪很多保守人士，會覺得同性戀者穿着婚紗禮服親吻擁抱不堪入目。

然而酷兒理論家麥克·沃納（Michael Warner）也提醒，婚禮其實是一種相對安全的出櫃形式，畢竟，單單「出櫃」，相當於向全世界宣布你的性慾；而通過結婚出櫃，則暗示你已經找到了一個人，管好了你的私生活——你已通過「神聖」的儀式，把社會不願意看到的同性情慾安放在了卧室裏。這兩種解讀，再次體現了同化與顛覆之間的衝突，然而在同性戀出櫃仍面臨辱罵甚至「扭轉治療」的當下，前一種意義不容小覷，儘管後一種提醒也值得深思。

籠統地批判「同性戀者追求婚姻，是向現有異性戀婚家制度屈服」的人，似乎忘記了一件事：從來不會有人苛求異性戀群體中的每個人，都要一致選擇扛起打破婚家制度的重任。這些批評家們也忘記了，同性戀在中國連「屈服」於同性婚姻的選擇都還沒有，而「屈服」於異性婚姻又會被指責為騙婚，可謂是「雙重捆綁」。

更重要的是，婚姻帶給普通人的，向來不是單一的感受。不管是從電視劇、綜藝節目還是網絡情感問答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在婚戀面前不分直彎的人性——既渴望親密，又害怕受傷，既渴望停泊，又嚮往漂泊。就算是堅定的不婚主義者，也不妨換位感受，汝之砒霜可能是彼之蜜糖。作為學者，當我們試圖操起艱澀理論批判同志「不夠革命」時，或許可以反問，自己腦中糾結的、身邊親友經歷的，那些對愛情和婚姻的矛盾感受，都去哪兒了？

同樣，同志也不是一個整齊劃一的群體：有守在法庭前或手機前，焦急等待孫文麟和胡明亮判決結果的同志，也有完全不知道或不關心同性婚姻第一案的同志；有嚮往婚姻的，也有放蕩不羈的；有渴望真愛的，也有與真「艾」共生的；有大膽出櫃的，也有與異性結婚的；有富同志，窮同志；有賣淫的同志，跨性別的同志——當然，還有千千萬萬遊離在這些立場和身份之間或之外的同志。當我們說「同志想要什麼」、「同運應該如何做」的時候，我們說的是誰？

如此不斷質問或許顯得優柔寡斷，難以站定立場，但恰恰是婚姻的複雜性和同志的多樣性，使得「站定」這個隱喻變得可疑——為什麼一定要在同性婚姻和超越婚姻之間做非此即彼的選擇？同志可不可以說，我們既「正常」，又「流氓」；我們既要婚姻，又不要現在這種問題重重的婚姻？

同志運動：既爭平等，也要超越

異性戀正統制是狡猾的，它從製造出「異性戀/ 同性戀」兩種暗含道德高下的分類開始，就讓同志始終處於怎麼做都是錯的兩難——如果只說同志「不是妖怪」（蔡康永語），強調與異性戀「沒什麼不同」，應該享有同樣的婚姻權，當然有助於獲得社會認可，但也是間接承認了異性婚家是正統的參照系。如果同志說：「我才不屑模仿異性戀去結婚呢，我們應該開拓新的關係形式」，也還是上了異性戀正統制的當。因為同志從來都被當成婚姻殿堂外的孤魂野鬼，在沒有結婚選項之前，堅持不結婚或會強化次等公民的形象。當然，許多酷兒甘做「魑魅魍魎」，不願被體面收編，但這種反叛也讓一些希望建立穩定家庭、低調過日子、兒孫繞膝的同志難以產生共鳴。如果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生活方式，那麼到底要不要同性婚姻，則永遠眾口難調。

或許我們可以把改良（同性婚姻）和革命（超越婚姻）看成並駕齊驅，而不是你死我活的關係；或許正是在某種並行的選擇下，多元複雜的同志，可以變成有共同朝向的公共力量。事實上，西方國家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同志社群開始大範圍討論同性婚姻以來，兩種路線就一直不相上下。雖然今天，婚姻平權看上去成為了主流，但我們並不能說酷兒的反婚思想已經偃旗息鼓。相反，三十多年來，不管是理論上還是政治實踐上，兩條路線都在競逐中得到了充實和發展。

另外，西方酷兒左翼經常批評「同運投注了過多人力物力財力在同性婚姻上，但生活更艱難的底層同性戀和跨性別群體卻得不到資助」，但在中國社會運動空間普遍被壓縮的大環境下，這句話不能照搬——在所有同志議題都沒有足夠發聲渠道時，任何議題突出重圍，都有可能提高同志整體的能見度，進而帶動社會關注同志的其他訴求。因而就算在此刻，同性婚姻因為孫文麟案而成為焦點，並不等於未來漫長的同志運動中，同性婚姻始終都是優先事項。

據由同志友好律師組成的「彩虹律師團」的成員透露，他們在準備孫文麟案上訴的同時，也會繼續推動其他議題的訴訟或後續倡導，包括同性戀完全「去病化」（目前同性戀在《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3版》中仍屬於性取向障礙）、修改恐同教科書，以及挑戰最近出台的關於禁播同性戀網劇的決定。

這些議題看似與「超越婚姻」相去甚遠，但如果我們承認，對婚姻家庭觀念和法律制度的改造不可能一步到位，那麼這些「游擊戰」式的小運動，實際上是在潛移默化地改寫婚和家的內涵，也是在一點一滴重新勾勒能夠進入婚家的主體樣子。

總之，把結婚與妥協、反婚與激進畫等號，既扁平化了同志群體，又簡化了矛盾複雜、不斷進行中的運動，還浪漫化了推翻婚姻之後的烏托邦。

孫文麟曾說，自己既想要結婚，又說反感婚姻制度。我問他二者矛盾嗎？他說，不矛盾。

（半爺，酷兒，不反對同婚的不婚主義者）

原文網址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502-opinion-banye-lgbt/…

文／蔡雨辰

兩代之間，什麼樣的溝通才算數？什麼才叫理解與和解？如果沒有傷痕，我們還能成為有感情的人嗎？

對黃惠偵而言，《我和我的 T 媽媽》大概是一個初步的答案。雖說家庭是避風港，卻也常在生命中刮出第一場風暴。沉默常常是張保護網，維持搖搖欲墜的平衡，守候那些不宜戳破的祕密，讓家內的差異和苦痛得以共存。

黃惠偵卻不甘於安全網下，打破沉默，迎向風暴。

片中，她以媽媽慣用的台語，一字一句地訴說對於母親曾經的怨懟和疑問，也緩緩拉出一個底層家庭的生命紀事。一個成長於鄉村的Ｔ，難逃強迫性的婚姻家庭，卻遇上家暴，不堪受辱的Ｔ媽媽帶著兩個女兒逃離了家。為了討生活，女兒們跟著媽媽跳牽亡陣，失學，卻也鍛鍊出求存的韌性。成年後的女兒試著回望這段異樣的童年，逐步辨認異樣所帶來的傷與痛，以及，為什麼異樣會帶來傷痛？

這部紀錄片的源頭，大概可追溯至導演黃惠偵在十一歲那年，第一次聽到「同性戀」三個字。「當時的老闆是個六十歲左右的阿伯，他在和朋友聊天時，突然講到，『她（指我）的媽媽是同性戀、變態不正常』。」此前，黃惠偵未曾覺得媽媽交女朋友是變態見不得人之事，這句意外聽聞的閒言閒語卻成了潘朵拉的盒子。

那是九０年代，同志運動與文化初開展，仍屬小眾，對於一個生活環境封閉的孩子而言，她所能在大眾媒體上認識的「同性戀」根本是洪水猛獸，她甚而懷疑變態生的孩子可能也是變態，矛頭指向自身，恐懼惶惑，卻無力拆解。二十歲那年，黃惠偵離家、也離開牽亡陣，經由楊力州的引介而認識紀錄片、進入蘆荻社區大學學習拍片，而後在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工作期間拍出《八東病房》（2006）。她一點一點長出理解與訴說的能力。

「我開始學著理解什麼是社會結構，以前只知道我家與其他人不一樣，不懂得擺放回社會去看。痛苦其實來自外面的壓力，而不是我媽，明明十一歲以前沒有影響，為什麼十一歲以後突然有個天翻地覆的變化？從小，我就被貼上很多標籤，或在那樣的自覺下成長。對我而言，紀錄片最大的意義是，我發現了一種可以發聲的工具，否則我們永遠都只能被這些標籤詮釋。」

然而，故事啟動前，黃惠偵得先不再將母親理所當然地視為一位母親。成為母親前，一位出生於 1950 年代的Ｔ，如何帶著自己的情慾在保守的農村社會生存？鏡頭拉回Ｔ媽媽的老家，也拍出了台灣家庭面對家內同志的典型反應。過去，黃惠偵一直以為家中長輩非常清楚媽媽的情感狀態，儘管在婚姻中，也一直有女朋友，更從不避諱帶回家。孰料，當鏡頭直接面向舅舅和阿姨，詢問：你知道我媽是同志嗎？所有人，不約而同尷尬搔頭，異口同聲：「我不知道。」

這幾個鏡頭意外捕捉了沉默與尷尬的片刻，那一句冷靜且斬釘截鐵的「我不知道」其實寓意叢生，只消一句話，便拍出了多數同志在原生家庭中的處境。告知不一定能獲得肯認或理解，往後的沉默往往是對待彼此最安全的方式。出櫃總是漫長，內心翻山越嶺後，其實對方仍留在原地，距離更形遙遠。

同樣的，黃惠偵拍片前亦不知道將故事攤在陽光下會造成何種後果，「拍攝就是一個決定。我們的關係一定會改變，但無法確定是好或壞。但我更不想維持現狀。」《我和我的T媽媽》的影像素材約 150 個小時，除了拍攝母親的口述片段及返鄉探訪，還集合了她在 1999 年開始拍攝的 home video、顏蘭權曾試圖拍攝Ｔ媽媽及其女友的材料，新舊影像交雜，諸多難容於社會的污名與印記交錯。不過，拍攝過程中最困難之處，是讓Ｔ媽媽開口。「我們從來不溝通，所以也不知道該怎麼開始。我媽並不是不講，而是不懂怎麼講，她表達情感的方式向來不是語言，困難重重。」

因此，拍攝初期，開會的時間比拍攝時間還長，「我們一直在思考該怎麼讓媽媽開口，所以有段時間在拍『我』，製片訪談我，透過這個過程重新梳理一遍自己的想法。而後改變方式，我得先說點什麼。對我媽而言，同志身分始終不是問題。她能提供的都是比較片段的說法，而不是當時為什麼這麼做的分析。人生就是得一天又一天度過的日子，是這樣就這樣，沒什麼好講的。」

黃惠偵明白，需要說出一切的是自己。影片中段，迎來全片最戲劇性的一幕，她與媽媽對坐，說出深埋心中多年的疑惑與祕密。從氣氛凝滯到情緒潰堤，影片上看來幾分鐘的鏡頭，其實拍了三個小時。黃惠偵回憶：「沉默的時間比較多，但那個沉默很重要，至少我們就對坐著，一起用很拙劣的方式，面對那些我們一直無法面對的事。」黃惠偵知道，媽媽願意拍這場戲，和女兒枯坐三小時，面對那些難堪與晦暗的過去，便是在回應那些關於愛的疑問了。

這場戲所揭開的祕密也是黃惠偵拍片的動力之一，「很長一段時間我也沒辦法面對，曾經以為我們什麼都不講也能過一輩子，時間夠久它就能被忘記，但事實證明，快四十年過去，它並沒有變淡。反而因為我生了小孩，它又突然重頭來過，我每天和小孩相處，一直讓我回想起我和我媽的關係。即便當了媽媽，我還是我媽的小孩，我對她的情緒一輩子都在。我一直在面對心裡的洞，尤其，當我越愛小孩，越發現自己其實是在彌補得不到的東西。若不將它們理清楚，那個洞，就會一直在存在。」

整部片中，Ｔ媽媽沉默的表情總是比她說出來的還讓人刺心，那些說不出來、無法回答的，反而具現了她的掙扎與承擔。兩代之間，溝通何其困難，如何擁有共同的語言？如何不讓善意成為一種強迫，強迫對方成為自己理想中的樣子？

「時間不能撫平傷痛，但時間會讓你準備面對傷痛。」黃惠偵淡淡地說。片子完成，故事卻仍在行進，「過去，我一直在期待她成為不是她的樣子。我還在學習理解並接受自己最愛、最重要的那個人真正的樣子。」

片末，他們回到老家，一行人站在磚造老屋前，陽光熾烈，黃惠偵問：再次回到老家，有什麼感覺？在鏡頭前總是搶戲的舅舅插著手語氣不耐地說：有什麼感覺？東西都壞光光了。畫面轉向屋外的稻田，畫外音又說：

東西都不能用了，讓過去的就留在過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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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 T 媽媽 The Priestess Walks Alone
黃惠偵 HUANG Hui-Chen｜台灣 Taiwan｜2015｜HD｜Colour｜55 min

放映時間 2016/04/06（三）13:30 府中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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