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載於 Queerology，由作者授權台灣同志茲尋熱線協會爽歪歪網站轉載，感謝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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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 & 妖

你知道台灣的愛滋人權比比中國官方還落後嗎？

十二月一號，九合一選舉過後的禮拜一，台灣的眾人都在討論著新出來的各縣市長和民代選情，其中以台北市長柯文哲素人參政高票當選，帶來許多改變引發話題熱烈討論。但是你知道嗎，十二月一日也是世界愛滋日。除了日期的巧合，柯文哲和愛滋之間也有幾件故事。

一是，柯文哲曾因愛滋器官捐贈案遭監察院彈劾，甚至日後遭台大醫院降級處分。故事裡除了器官受贈的幾個當事人外，也有人譴責器官捐贈者的家屬為何不知道自己的兒子是愛滋感染者，還把器官捐出來害人。我印象很深，原本希望獨生子意外身亡後能夠遺愛人間的母親，哭泣答道她真的不知道，不然就不會捐了。我看到的重點則是這位感染者，十幾年與他同住的家人居然都不知道他的感染者身分，是什麼樣的污名或是恐懼，讓人在病痛時不敢也不願意讓最親密朝夕相處的家人知道？

後來，在去年五月底，柯文哲愛徒曾御慈意外過世後，柯文哲感傷說曾御慈投入全台灣最少醫生願意投入的愛滋領域，也正在執行計畫，她的過世是醫界非常重大的損失。為何愛滋病是全台最少醫生投入的領域呢？或許來自對愛滋這種疾病的不了解，以及充斥各處恐嚇性的愛滋相關訊息吧。比如說，本來還在想今年還沒看到來自臺灣官方恐嚇性的愛滋新聞，結果剛就看到了呢！「愛滋病年輕化九成愛愛不戴套」這類的新聞內容，凸顯出疾病的年輕化，但多年來，我們的教育是否曾經真心誠意務實的教導學子，如何安全性行為，並且去除愛滋病的汙名與歧視？

多年前，有澎湖國小學童因車禍手術輸血而感染，當他大方告訴班上同學師長時，同學都敞開心胸接納，但最後家長集體抗議要求該學童轉學（註1）。十年前，照顧愛滋寶寶和無家可歸重度失能感染者的關愛之家遭鄰居抗議，被要求立即遷移；即便法院官司勝訴，居民仍揚言見到感染者孩童或任何人出入將包圍抗議。今年年中，又有台北市社會局長王浩表示，要對關愛之家照三餐問候盤查，並且不准內政部移民署再轉介個案至關愛之家，甚至在議會質詢時，脫口「不是社會局委託他（關愛之家）做，是他自己願意做。」人權、性別、移民、感染權益團體，紛紛指出已違反多項法律。甚至都發局也違反現行法令，拒收愛滋感染者申請案的情形。當政府部門帶頭違法時，我們如何期待社會友善對待感染者？

上個世紀我們說愛滋是世紀黑死病，隨著醫藥的進步，愛滋目前在藥理上就是一個像糖尿病、高血壓、心臟病一般的慢性病。台灣現在感染者逾兩萬五千名，但在愛滋相關教育訊息不足，或充滿恐嚇的情況下，我們的社會氛圍對感染者是友善的嗎？醫療場域是否零歧視，讓感染者願意就醫？現任監察院長彼時衛生署長張博雅曾經說愛滋病是「活著難堪，死了難看」，這句話烙在每個人心裡。也在這種邏輯脈絡下，公部門口頭說病就只是病，要看到病人身為人的需求，但現實上，過時法律和政府的不當行為卻不斷折損著感染者。例如蓄意傳染罪、驅逐遣送外籍感染者、禁止外籍感染者入境，甚至曾發生外籍旅客車禍住院，被發現感染帶原身分遭要求立即遣返的事情。這項條例甚至落後於中國與蒙古，也遭兩公約的委員糾正需儘速修法，但目前仍遙遙無期。

目前世界各國將愛滋議題上升至國安、人權層級的討論，從瑞典皇室、美國總統歐巴馬、中國習近平和夫人、到已逝南非曼德拉總統，都致力推動零歧視、零死亡、零感染。反觀台灣，我們有一流的醫療和施藥（但目前也為了省錢，要求醫生需降級用藥），但要做到零歧視社會還須努力，這點，可以從修掉惡法開始。

目前在台灣，愛滋不只是一個疾病，更被看成一種「犯罪」。愛滋感染者不僅必須接受衛生單位的追蹤、管控，甚至可能因為與他人發生性行為而吃上官司。而愛滋雖然已經不會造成立即的「死別」，外籍感染者卻紮紮實實地面臨的「生離」。

目前台灣法律規定（註2），一發現外籍感染者就必須遣返，不論是外籍勞工在台灣，或是已經放棄本國籍，但還未領到台灣護照的外籍配偶，都受這條惡法所害。這是連蒙古和中國都已經廢止的惡法，台灣成為跟極權北韓一樣，少數會遣返外籍感染者的國家，明確違反現行簽署的兩公約，已經遭到國際委員已經糾正。

另一方面，目前蓄意傳染為專法訂定、由國家介入訴訟（註3），但事實上，現行刑法傷害罪章可以處理任何疾病的蓄意傳染，無需特別訂定專法處理。而國家介入兩人關係，是以國家整體衛生管理為前提，並不是真的在乎關係中當事人的感受，甚至鼓勵當事人作證以提告——現行實證研究也開始發現，以刑法介入對於防疫不但沒有幫助，甚至有害。而現行規定下的「危險性行為範圍」，在實務認定「傳染未遂犯」上引發許多爭議。甚至有醫界覺得幾乎無實際傳染可能的行為，仍被法官定罪。

愛滋是面照妖鏡，讓我們看到這社會最真實的樣貌。感染者其實就在你我身邊，只是社會的氛圍讓他／她未必敢告知你。你願意一起來讓感染者不要活在一個痛苦害怕被歧視的空間嗎？我們可以一起努力。歡迎大家可將本文中的任一張圖片置換成臉書封面，讓更多人知道台灣離愛滋人權有多遠。此處並節錄近年官方違權新聞、各國領袖相關倡議，歡迎進一步瞭解。

（感謝圖中模特兒協助，他是否為感染者都無損本議題呈現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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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當時這起輸血感染的案例遭到媒體報導，在報導中記者雖然並未指出男孩的性名身分，但卻透露了這起案例發生於澎湖。而由於澎湖居民少，彼此相熟，居民們很快就猜出了近日因為車禍而必須輸血的男孩是哪一位，於是學生家長們便紛紛前往學校抗議，要求自己的孩子不與這位輸血感染的男孩同班上課。

註2。遣返相關法規：

1.中央主管機關對入國（境）停留達三個月以上或居留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得採行檢查措施，或要求其提出最近三個月內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抗體之檢驗報告。
2.前項檢查或檢驗結果呈陽性反應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外交部或入出國管理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簽證或停留、居留許可，並令其出國（境）。
3.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拒絕依第一項規定檢查或提出檢驗報告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

註3。蓄意傳染相關法規：

1.明知自己為感染者，隱瞞而與他人進行危險性行為或有共用針具、稀釋液或容器等之施打行為，致傳染於人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2.明知自己為感染者，而供血或以器官、組織、體液或細胞提供移植或他人使用，致傳染於人者，亦同。
3.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4.危險性行為之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參照世界衛生組織相關規定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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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W：同志諮詢熱線義工，出身生科、現正攻讀法律但也痛恨法律，被男友喜歡的點是反社會人格，朋友們公認的個性難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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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混血小怪胎，有雞雞的少女心大叔魂不到三次不開門，知識和權力是春藥，但還在學習如何讓議題和身邊社會in起來，關注階級和族群、藥物和愛滋。
本文原刊載於 2014/12/1 Queerology網站
http://queerology.net/2014/12/1201-world-aids-day/…

本文經作者同意，授權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爽歪歪網站轉載，僅此致謝。

作者：馮一凡

尤美女委員於本會期抽中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召委，她不僅大方出席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舉辦之「彩虹圍城」活動，甚至允諾將會把「婚姻平權」法案排入委員會審查，並儘速召開公聽會（請見新聞〈同志彩虹圍城 尤美女：10月中旬開公聽會〉）。台灣守護家庭聯盟（簡稱護家盟）日前於其官方網站刊登一篇文章〈美女的盲點〉，回應尤委員近期對婚姻平權法案的動作，我認為護家盟文章裡有一些論點是錯的，以下稍做說明。

1. 婚姻的本質從未改變嗎？

尤美女和鄭麗君委員的提案，都支持修改民法972條：將具有性別分類的男女雙方，修改為不分性別皆可適用的雙方當事人（兩案用詞不盡相同），將更多公民納入婚姻制度的框架。從規則上來看，這只是把婚姻制度適用對象擴大到不限於異性間結合。然而，光是這樣，就已經促成護家盟的重大反彈，他們認為這是改變了婚姻的本質，甚至提出類似「這樣下去會毀壞家庭價值」的極端說法。

但是，讓同性也可以結婚，就會讓婚姻的本質變調嗎？或者說，「改變婚姻的本質」總是值得我們反對嗎？綜觀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婚姻總是不斷隨著社會變遷，去改變自身內涵，並且必須適應這個社會。例如：妻子是否應當外出工作、養育子女之權利與義務或者女性子嗣財產繼承權等。

這些改變，使得相關的某些權利在過去幾十年變得更穩固，像是女兒可以分配到父母的遺產，女性也被鼓勵出外工作甚至共同負擔家庭開銷等等。凡是對公平正義有合理認識的人，都可以理解這些變動是好事情，但這對某些長輩來說，依然難以想像。例如，我們祖母一輩，恐怕很難想像她們嫁出去後，還可以從娘家分配遺產，因為我們的曾祖父母很可能只想把遺產留給兒子。

現在的職業婦女比30年前多很多，因應這個需求，政府也不斷修法保障婦女工作環境、待遇與福利。這不僅衝擊了婚姻對婦女的想像，也讓丈夫更難對妻子進行經濟控制：當婦女外出工作並獲得獨立的收入，從結果來說，她們對丈夫收入的依賴就變小了。

這些變化在在顯示，婚姻的意義與內涵，正隨著社會的進展而變遷。在傳統婚姻下，女性可能被當成傳宗接代的工具，或者是夫家的傭人。護家盟對於上述社會變遷似乎沒有什麼意見，或許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些變化符合他們認定的重要價值，例如：「真愛」、「守貞」、「兒童權益」。然而，為何同性婚姻卻被護家盟嚴厲的抗拒或譴責？

如果我們應該改變父親威權支配婦女的婚姻制度，那麼，我們真的能拒絕改變由異性戀所獨佔的婚姻制度嗎？這些改變都是為了讓弱勢取得相對平等的權利，為何護家盟不需要說明他們對於兩者的立場差異？即使不談論前述那些比較正面的婚姻變革，近年離婚率的攀升也是大家關注的社會現象。然而對於護家盟來說，那些「讓我們得以離婚」的法條，似乎又不算是在「消滅傳統婚姻與家庭」了。

如果你擁護傳統婚姻價值，那你在現代社會要勞心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在這種情況下，護家盟獨獨針對同性婚姻有強烈的反應，令人匪夷所思。

總結來說，我們很難同意護家盟是依照一致的標準來面對婚姻和家庭議題。進一步來講，我懷疑他們是否真的關注過婚姻的歷史變革，而我也不太相信他們有辦法證明同性婚姻與他們憂心的社會困境之間有什麼密切關連。

2. 誰的暗夜哭聲？ 哭聲為誰？

前面說到，護家盟任意將他們憂心的社會現象與同性婚姻連結，其中之一就是護家盟談論HIV的感染狀況，並主張安全性行為其實並不安全。護家盟相信教導青少年如何避孕會鼓勵青少年偷嘗禁果。我覺得這弄混了這兩者的因果關係。教導如何避孕的課程是基於許多青少年對性深感好奇卻不知曉如何避孕，他們若不清楚安全性行為的重要（例如使用保險套)，就可能會不小心染上性病或懷孕。唯有教導這些性知識，才能夠讓青少年學會保護自己或者避免一時衝動影響對未來人生的規劃。

護家盟覺得教導避孕會鼓勵性交，於是費盡心思消滅這些會鼓勵性交的「性教育」，並且大力宣傳護家盟理想的「真愛守貞」性教育。若未成年少女因為不小心與男友發生關係而未採取相當措施而懷孕，這十幾歲年華的少女不僅需要為懷孕承受許多身體的不適與辛勞，生產之痛苦更是令人不忍。即便生了小孩，甚至可以復學，當少女為課業忙碌到半夜，還需為早起上學與眾多考試苦惱時，同時不得不擔心那稚嫩的心肝寶貝是否半夜餓醒或哭鬧。少女為著人生的驟然失序與突如其來的責任，感到徬徨失措時，護家盟可曾聽到他們的哭聲？

護家盟還加碼宣示「我們反對對於HIV帶原或愛滋病感染者的『污名」以及「標籤』」，這更讓人無法苟同。從文宣中，我們都知道重複宣導HIV恐懼的就是護家盟。他們抗拒同性婚姻與收養子女，並將其與HIV的傳染連結，借用疾病來促進大眾恐慌，卻沒有好好查證這樣的可能性與因果關係是否科學或有經驗證據。這些做法，都與「反對對HIV感染者的污名與標籤」背道而馳。

一般來說，HIV感染者如果定期回診並配合治療，其實是可以活得很健康；而藉由治療使感染者體液所攜帶的病毒量降低到儀器無法檢測的狀態，這種狀況下從事安全性行為（更別提一般生活碰觸、親吻及擁抱等行為）幾乎不可能傳染他人。是故護家盟的主張可說是毫無根據。此類言論下，感染者真正憂心的是這種不斷被護家盟喚醒的恐懼，其所造成污名與標籤的效果，會導致人群對感染者的歧視與疏離。

想想看，當一位少年因為護家盟反對教授性知識而不小心感染HIV時，會面臨多麼龐大的壓力。因為大眾灌輸的骯髒與罪惡感，連帶自我否定並造成人際關係的疏離，甚至面對親密的家人會面臨告知的兩難。因為這樣的污名與標籤，深怕被他人發現知道自己的「狀況」，害怕被眾人排斥與疏離，這些都不是一個十幾或者二十歲的少年可以獨自承受。護家盟的言論不斷地宣傳男同志與HIV的刻板印象與污名烙印而不自知，當這些孩子在夜晚因為這些不可承受之重而獨自啜泣時，護家盟又何曾聽見他們的哭聲？

護家盟追求的到底是什麼？截至目前為止，我們看到的無非就是希望青少年不要接觸性知識和從事性行為。當我們進一步檢驗護家盟，其主要成員多半為宗教界人士（請見新聞〈捍衛異性戀單偶家庭，各派宗教聯手出擊〉），其中又基督宗教教會成員為大宗。這些教會正是禀持聖經的教誨，進行批評同性戀行為，宣導一夫一妻的真愛守貞概念，莫怪乎護家盟會極力反對教授避孕知識，因為他們的行動是出於對於守貞價值的信念，而不是出於科學知識。這又讓人想到2011年春夏，真愛聯盟即是由輔大神學院生命倫理中心人員發起，結合許多教會團體來反對即將上路的性別平等教育，這些動員與宣傳策略可說是如出一轍。

3. 誰可以決定台灣的前途？

宗教衝突曾導致重大悲劇，如歐洲宗教戰爭，中世紀天主教會的異端裁判所、十字軍東征。西方社會為了阻止悲劇重複發生，發展出宗教自由的概念：國家不應設立國教並確保各宗教彼此互不干涉，而國家也不應該侵害宗教信仰的實踐。

你可以理解，這背後的精神，是阻止宗教團體干涉其他宗教和個人、保障實踐自己選定的信仰的可能性，並保護人民不因為信仰的差異而受侵害。

然而，保障宗教信仰的實踐，並不代表我們可以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信仰和教條。從宗教自由的角度來看，護家盟的問題，就在於他們的政治意見是奠基於基督信仰裡的「真愛」、「守貞」等價值。

這就是為什麼，當護家盟批評尤美女是「反對『台灣前途應由2300萬人決定』」時，讓我覺得非常諷刺。因為這等於暗示了：護家盟主張的反對同性婚姻方案，才是所謂台灣的前途。但這不會是台灣的前途，因為護家盟的方案是為了宗教價值設計的，而台灣不是宗教立國。

更重要的是：護家盟的如是行徑，也違反宗教自由。台灣人沒有義務也不需要接受任何一種基督宗教教義的教導，而教會也應該自律，避免侵害他人的宗教實踐；如果以一己之宗教信仰推行並制定為政策或成為政治決定，這恐怕有特定宗教教義凌駕於其他宗教信仰的危險。

當然有時候護家盟的行為與實踐，難以辨識究竟是基於宗教或是公民的角色。我們可以認真且仔細思考，我們可以發現護家盟對於婚姻制度歷史脈絡、HIV污名及標籤議題並無多麼深入之理解及反思，甚至他們的目的可能也不在彼此理解、溝通與辯論（請見〈朱家安／誰讓你以為反同婚人士是來溝通的？〉），而他們只是編織各種光怪陸離的理由來反對同性婚姻而已。

這讓我想到幾年前一部電影《為巴比祈禱》，片中巴比母親的一段話：

「當你們在家裡與教堂說阿門的時候，不要忘了有個孩子正在聆聽。」

就如同電影中巴比母親那段話，無論他們說得如何理直氣壯，許多人們正因此被迫在暗夜獨自哭泣。

備註：

《Prayers for Bobby》Quotes From IMDB

There are children, like Bobby, sitting in your congregations. Unknown to you they will be listening as you echo “amen” and that will soon silence their prayers. Their prayers to God for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nce and for your love but your hatred and …

爽歪歪網站說明：
本文為第三屆「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科博文獎」研究所組二獎得獎作品（2014/10/22），作者為陽明大學衛福所碩士班傅凱群。感謝作者授權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爽歪歪網站轉載，僅此致謝。
本文試著分析與提出：服藥決策前感染者與醫療觀點間，在風險評估焦點與面向的差異，而感染者的身體經驗以及感染者間傳遞的知識被傳統醫學視為非正統的知識生產，則可能補足了以人口群為對象的醫學研究缺口，對感染者服藥產生助益。在政策上能貼近感染者的設想，才使防疫更為人性化與可能。

作者：傅凱群（國立陽明大學衛福所碩士班）

在生物醫學技術蓬勃發展的今日，越來越多研究指出感染者服藥對於感染者與社會大眾的諸多益處，包含感染者身體狀況、存活年限、併發症情形、生活品質、疾病傳播力、國家長遠成本效益等；我國去年甫出版的《愛滋病檢驗及治療指引》中，基於實證研究的結果也建議成人感染者服用抗愛滋藥物的時機為CD4 淋巴球數小於等於500 cells/μl或是其他特殊情形^[1]，而CD4淋巴球數大於500者，用藥前需由醫師評估病人情況與討論後決定。然而，在與感染者第一線互動的實際狀況，卻發現許多感染者抗拒吃藥，常是能拖就延，能緩則慢。難道感染者們不在乎病毒對身體的危害，不顧自己的身體健康嗎？

對於感染者來說，服藥的風險評估往往是多元且複雜的，而不僅僅只是考量疾病本身不去治療對身體造成的危害而已。

在生病到一個階段，感染者一方面會從診間跟醫護人員的互動中，得知目前建議的服藥時機，同時也會透過網路上取得主流醫療論述建議服藥的時機與理由。而當一位感染者開始考慮吃藥，龐大陌生的資訊將迅速淹沒感染者，除了難記的藥名與藥物機轉模式以外，藥物副作用的資訊也如雪片般的飛入感染者的腦中。

一些以人口群為基礎的實證醫學研究，通常提供了一些整體性的知識，例如^[2]「94%的人四週後至少有一個副作用出現，最常見的是疲倦、腹瀉，其中，40％是輕微的，7%較嚴重。根據報告，在四週後平均會出現4個副作用」，這些醫學報告往往將指出某些藥物可能出現的副作用為何，每個副作用出現的機率是多少。這些醫療範型底下生產的生物醫學知識，只回答了副作用的總體現象以及不治療的後果。

然而對於感染者而言，機率的多寡終究只是參考，人口群的研究回到個人身上的機率，就只有「有」或「無」；此外，感染者也沒有辦法從「腹瀉」、「紅疹」、「黃疸」、「過敏」、「失眠」等字眼中，具體的去理解這些副作用實際上對個人的影響，未知的想像與害怕，成為部分感染者躊躇不前的原因。

所幸，感染者非正式的社群網絡裡，個人服藥經驗的知識流動，則恰好補足了醫學論述上的缺口，在當中提供各種可能副作用的實際經歷。拜資訊科技發達之賜，感染者的社群網絡不僅只能透過實體面對面的互動，在擔心曝光的前提下，虛擬世界間的連結反而成為感染者更容易且自在的互動形式，感染者也可在一次次的互動中，決定自我身分揭露的多寡，臉書、網路論壇、網路交友平台、line群組等，都是感染者用來連結社群、互通有無的場域，這些多元的資訊平台，讓感染者間能跨越時間與空間的彼此連結。

對於準備服藥的感染者來說，透過真實的得知別人服藥的歷程與經驗，那些躺在文本裡的數字與機率，得以立體化、活生生的出現在感染者面前，帶給感染者更貼近實際藥物副作用的想像，進而不同程度地減輕感染者對於藥物對身體影響的未知性。

這些已經服藥的感染朋友，雖然藥物副作用的程度不盡相同，有些人或幸運的完全沒有經歷副作用，有些人則在副作用的征戰中不斷對抗，而他們都在這些過程中，形成了個人因應藥物副作用的身體知識體系。這些身經百戰，彷彿個人試藥廠般的感染前輩們，成為新進感染者的燈塔，除了提供情緒性的支持外，更分享了極其珍貴的各種因應藥物副作用的小撇步，例如吃飯多久吃藥、吃藥前一餐的吃飯類型、水份與油份多寡、用餐時的飽度、吃藥多久後睡覺比較好等等，這些多元資訊的並陳，反倒提供了各種可能，讓感染者在當中找到一個安放的位置，「至少，我有很多種因應策略可以試」。

也就是說，除了傳統醫療知識從藥物或學理上提供的因應藥物副作用的方式以外，感染者間流竄的常民知識，也確實提供給後進感染朋友一些可能的因應策略，進而減少對進入服藥後可能副作用的焦慮，感染者社群朋友的身體經驗知識，儼然成為感染者進行風險評估的重要參考來源。

感染者除了針對藥物本身的副作用進行風險評估外，另外一項重要的考慮因素則是副作用對生活的影響。對於感染者來說，決定服藥可能的時間點有可能是參照醫學指引上的建議或者醫護人員的建議行動，但有更多感染者在吃藥前思考的是：現在吃藥對自己生活的影響為何，有沒有本錢在現在這個時間點開始吃藥。

一次偶然的機會和已經確診兩年多的小華聊天，才得知他不論是近期的身體機能或是醫療生化數值都已經到達建議服藥的時機，但他仍不願意開始服藥，探詢原因後，他表示是因為目前正值工作忙碌的高峰期，他的工作沒有辦法讓他冒險可能出現的紅疹、腹瀉或失眠的狀況；這也讓我想到許多上班族的感染朋友不願意再夏天吃藥，是因為如果夏天出現藥診，將沒有辦法用長袖的衣著遮掩，進而影響生活活動；而也有不少感染朋友則選在暑假期間，或是換工作的銜接期開始服藥，選擇在生活彈性較大的時候開始吃藥，感染者有比較多能力去因應藥副作用對生活的影響；另一位曾經做過街友的朋友則向我表示，「都沒錢吃飯了，怎麼會覺得要拿錢去看醫生？」意思是，如果拿了錢去看醫生拿藥，他就沒有錢生活了。

而藥物副作用對生活的影響也與生活型態息息相關，一位從事業務的朋友向我表示，他剛開始吃藥時的副作用是嚴重腹瀉，然而他的工作型態不允許他經驗腹瀉的副作用，為此，他曾私自停藥20天，工作得閒才重新服藥；另一位從事工程師的朋友剛開始吃某顆藥時，每天都要到晚上六點腦部才得以運轉，雖然藥物讓他的病毒量在一個月後迅速降到測不到，但他說「那簡直是一場惡夢」，最後跟醫生討論後換藥，才得以恢復正常工作的生活。那麼，我們進一步要問的是，既然知道有其他適合的藥物、或是特別想要避免的副作用，為何不直接選別顆藥呢？

事實上，台灣自2012年起，政府為了壿節逐年攀升的藥物預算，擬定「抗愛滋藥物同療效，藥價低廉者優先使用原則」，並依此原則進一步規範了我國抗愛滋藥物物組合的使用次序表，原先不受限制，可由病人與醫生依照生活型態等綜合評估、相互協商決定服用組合的一線藥物，自此後被粗糙的依價格分為四類，感染者必須從第一線一類開始吃起。自此後，感染者要換藥，就像在玩神磨之塔般，必須逐步破關，第一類藥物副作用難以承受了，再換第二類，以此類推，這些限制成為勒住感染者與醫生的緊箍咒，無法喘息卻也無法跳脫。

抗愛滋藥物一旦服用，通常需要長時間的服用，對此，協助感染者考量藥物對生活各種層面的影響後，再進行藥物選擇，將是一件重要的歷程。在我國現有的醫療體系中，討論藥物除了留在醫生與病人的診間談話外，國家也透過愛滋個管計畫的施行，期待透過愛滋個管師來協助感染者進行服藥狀況的評估，進一步選擇適當的藥物。

愛滋個管師的人事經費或部分或全部由愛滋個管計畫給付，國家則透過文本表格及各種指標的達成狀況來進行嚴密且跨越時空的治理，因此，我們可以由文本表格中窺看國家對於感染者服藥的治理邏輯。

在我國103年不愛滋個案管理計畫裡，「附件1-9初次服藥或中斷欲重新服藥個案服藥配合度評估表」中，愛滋個管師的對感染者的服藥評估，不斷強調需要確認感染會者終身服藥、感染者將規律不漏藥、並且請個管師針對遵從醫囑以及服藥的好處、重要性、漏藥的後果加以衛教。由此，我們可以看見國家對於「好的感染者」的想像與要求，這些要求與該計畫目標相互呼應，「提昇服藥順從性，達到疾病的控制與防疫」之效果，原先應該要用來協助感染者綜合自身狀況後評估服藥時機與藥物組合的評估機制，卻排除了最關鍵的機能。「好的感染者」的想像，被真空於個人的社會位置、其他疾病、生活模式、感染者主觀經驗之外，一位朋友曾說，「雖然我的CD4很低了，可是我身體真的感覺還很好，為什麼我要吃藥」，感染者基於身體經驗所做的風險評估，在生物醫學典範下強調標準化的用藥時機中被排除，進一步造成感染者的不安與恐慌。服藥順從性可說是在沒有經過綜合評估與討論的情況下，就像是尺寸不和的衣服，被硬生生的套在感染者身上，擠壓感染者，同時也有機會撐破這件衣裳。

本文列舉討論感染者進行愛滋藥物風險評估的各種可能，對於感染者來說，服藥前的風險評估，除了參照標準化的醫療數值，將焦點放在疾病本身對身體的危害外，感染者對於服藥的風險評估還會進一步將焦點放在藥物本身，以及藥物對生活的綜合影響評估。然而，這僅僅只是筆者有限互動經驗的整理，感染者的風險評估只會有更多而不會更少。

透過上述論證，筆者嘗試指出在感染者藥物風險評估中，既有醫療生物範型所生產出的醫療知識與標準化程序的缺口與限制，進一步點出感染者的因應藥物的常民知識、感染前輩真實經驗的現身、重視考慮服藥之感染者的主觀經驗、協助感染者針對生活位置際行綜合評估等，在感染者開始接受治療上扮演的重要角色。透過生物醫學模式與感染者常民知識的相互運用，並修正既有愛滋個管計畫與愛滋藥物組合規範限制，將可使更多感染者更願意進入治療，以達到感染者本身與社會層面的多贏局面。

^[1]包含發生愛滋病相關伺機性感染或腫瘤、CD4 淋巴球數≦500 cells/μl、懷孕婦女、可能傳播HIV 給性伴侶者、愛滋病毒感染相關腎病症候群、慢性B型肝炎病毒感染，當打算開始治療慢性B型肝炎病毒時。

^[2]以上文字引自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2011年出版的副作用與因應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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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作者同意，授權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爽歪歪網站轉載。僅向作者致謝。）

今天護家盟做了一件令全台灣批判思考課程講師都很高興的一件事情：參加同性婚姻公聽會。他們今天提供的案例，至少可以用一學期。

1.同性戀的生理、心理、健康都比異性戀風險大，自殘、藥物依賴機率也比異性戀高好幾倍。

這是郭大衛的發言，郭大衛是台灣性別教育發展協會秘書。（你沒看錯，這個協會跟「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名字看起來很像但是不一樣。我不怪他們，因為如果要惡搞護家盟，我也很有可能去成立一個「護家萌」）

郭大衛的這個說法並不公平，因為現在的台灣社會籠罩著一個會削減同志朋友生理、心理健康程度的歧視氛圍，而這種氛圍，就是來自那些持有和郭大衛類似價值觀的人，他們阻撓特定族群擁抱幸福的機會，然後把該族群陷入的悲慘處境歸諸於該族群本身。

我以前畫過一個漫畫，就是在諷刺這種得了便宜還賣乖的說法。

2.同性戀愛滋病的問題更嚴重。

這是郭大衛提出來反對同性戀行為的另一理由。愛滋病確實是很大的問題，但其實這個問題已經有解決方案了。

我的老家在宜蘭，宜蘭人有一種工具，可以在享受性愛的時候避免大部分的體液傳染，那個工具是一種有彈性的套子，套上陰莖之後，就可以避免體液交換。這種套子在宜蘭的便利商店都可以買得到。

我不知道台北的狀況怎麼樣，但是在我們宜蘭，大部分年輕人早在國小的時候，就知道有這種套子了（除非他們的學習環境被性保守的教會把持，因而失去了接觸正確性知識的機會）。

我想跟郭大衛說，身為已婚的異性戀，並不會讓你對性病免疫，如果你想要這種套子，可以去宜蘭找找看。

3.因為異性婚姻有比較高的公共利益，所以不該讓同性婚姻通過

這個論點，是來自曾在中正大學使用公家資源舉辦反同演講並且又禁止提問而出名的曾品傑教授。異性婚姻帶來的公共利益是不是真的比同性婚姻高，這需要經驗科學佐證，不是我能判斷的。但即使這方面的事實如同曾品傑教授所述，他的論點依然有問題，因為他仰賴這個前提：

如果有兩種婚姻，第一種婚姻的公共利益比第二種小，那我們就要禁止第一種。

而這個前提會導致可怕後果。

如同我們可以區分「異性婚姻」╱「同性婚姻」，然後比較它們帶來的公共利益，然後禁止後者，我們也可以區分「總年收入超過70萬的伴侶組成的異性婚姻」╱「總年收入不滿70萬的伴侶組成的異性婚姻」、「沒有前科的人組成的異性婚姻」╱「有犯罪前科的人組成的異性婚姻」，然後比較它們的公共利益，然後禁止（我猜應該是）後者。最後，台灣就只有一小撮人可以結婚了。

4.並不是說你跟別人不一樣別人就要配合你。

律師孫立虹指出，就像我們並不會讓紅綠色盲在紅燈時過馬路一樣，我們也不該為了同志，開放同性結婚的機會。

有些人覺得這個例子有點誇張，因為「開放紅綠色盲在紅燈時過馬路」會有很直接的危險後果。然而，我相信大家會同意，政府應該想個辦法讓色盲一樣可以安全過馬路。稍微有道德的人，都會認為我們應該協助那些因為和我們不一樣而在社會上遭遇困難的弱勢，不然就不會有殘障坡道了。

當然，孫立虹很可能會說，開放同性戀結婚造成的後果，就跟開放紅綠色盲闖紅燈一樣的危險。然而，這也只是孫立虹這種「不喜歡同性戀結婚」的人的意見而已，台灣社會也是有許多不介意同性戀結婚的人啊。孫立虹，為什麼你跟別人不一樣，我們就要配合你？

5.在男女之外的其他性別都是基因突變。

這是孫立虹提出的另一個看法，她很小心的強調，自己提出這句話，並無意冒犯。

縱使如此，她還是有可能冒犯到她的高中生物老師，因為在生物學上，不管是男女之別還是雌雄同體，最初都是基因突變出來的。

6.若法律上的性別可以自我心理認定，那只要自己說自己是女的，男生也可以去女廁、男生也可以不用服兵役了！

宗教團體愛護家庭大聯盟秘書長張守一擔心同性婚姻會造成如是後果。同性婚姻不會造成這個結果，因為目前的同性婚姻法案沒有改變法律上的性別認定辦法。

7.我孫子如果不再叫我阿公，我會崩潰。

育達財經法律系副教授韓毓傑擔心，如果法律上把「祖父母」改成「直系尊親屬」，他的孫子可能從此就稱呼他「直系二親等親屬」，而不叫他「阿公」了。

我想提醒韓教授，現在的法律用詞是「祖父母」，不是「阿公阿嬤」。而你的孫子並沒有因此就不稱呼你為「阿公」。

對了，不知道為什麼，張守一秘書長剛好也有類似的擔心：修法若通過，孩子是不是就不叫「爸爸」了，而改叫「雙親一」？張秘書長，中華民國法律裡面沒有「爸爸」這兩個字，只有「生父」和「直系血親尊親屬」。只要你的小孩不曾用這兩個奇怪的字眼叫你，我們都很安全的。

最後，雖然我不認為法律用詞的改變會影響家庭用語的稱謂，但我可以理解張秘書長和韓教授擔心稱謂的改變會影響人際關係。有些稱謂確實會讓人產生特定印象，例如「酒駕又咆哮警察的教授」，若韓教授的孫子哪天開始這樣稱呼他，造成他的困擾，我會建議他求助懶教盟。

結論

為什麼公聽會裡面會出現這麼多這麼爛的說法呢？我認為最合理的解釋，就是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好說法可以反對同性戀行為和同性婚姻。下面是我過去一些關於同志議題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 同性婚姻爭議的批判觀察 
• 同志心電感應衝擊波 
• 為什麼宗教不該指導道德？ 
• 火線上的小孩：GRACE EVANS 和 BENOÎT TALLEU 的論點檢討 
• 真愛立約有多錯？外部性恐嚇和定義權爭奪 
• 誰讓你以為反同婚人士是來溝通的？ 
• 是聯合國反同志，還是「台灣守護家庭網站」反智？ 
• 過去我一直以為同性戀是社會的毒瘤，沒想到…Wow！！

朱家安

朱家安是1987年生的宜蘭人，他在哲學系所打滾了九年，深深感覺在台灣大家都認為哲學沒什麼用，他把這個現象歸咎於總是講一些沒人聽得懂的話的哲學家，並立志用最直白的語言講哲學。著有簡單易懂的哲學書《哲學哲學雞蛋糕》。BLOG｜GOOGLE+

文章出處：2014/10/16 UDN 鳴人堂 http://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6068/422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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